与此同时，崇祯帝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新的权力布局，政治变革总是从平反冤狱开始。此举既能打倒旧势力，又能收复民心，争取舆论。他全面考核官员，禁止大臣结交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太监。此外，他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一系列有胆有识的举措，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小皇帝，在清除阉党中表现出的老练成熟，的确应该给人们这样的期待。

实际上我们从史书上可以分析出，除去魏忠贤只是皇权的一种牛刀小试，并看不出崇祯有比别的皇帝高明多少的地方。此法对励精图治的历代帝王而言，并不新鲜，前朝的功过是非总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从权术上而言，打倒一批旧的，再扶持一批新的，更利于控制。但是，在当时的帝国臣民中，充满了对皇帝天纵英明、深谋远虑的热烈赞叹。在当时和后来的各种书籍、奏折、上书、对话、笔记甚至是民间传说、戏曲文艺，乃至是今天历史学家的各种著作中，我们都能找到对崇祯的这种赞扬。置身于如此多的热烈赞扬中，要不飘飘然，平心而论是很难的。从崇祯一生的行事来看，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他并不具备这种定力。崇祯的自我膨胀应该是从他除去魏忠贤开始的。

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魏忠贤时代结束不过短短几年，大屠杀呼冤号痛的声音，仍在耳际，一个小型宦官时代，竟紧接来临。他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他还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但他后来仍然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过敏多疑当作是英明睿智，把刚愎自用当作是当机立断，把轻率苛刻当作是乾纲独断，把反复无常当作是随机应变，把轻率妄动当作是机智敏捷。他曾经反复在龙案上书写：满朝文武皆可杀。可怜他至死也看不清楚，毁灭他的正是他这种自以为是。

自毁长城，袁崇焕被崇祯错杀

明思宗崇祯帝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他死后，在民间获得了"毅宗烈皇帝"的谥号，可以说，是由于他在演"明朝末代皇帝"这个难演的角色时，尽了最大的努力，赢得了明代遗民和野史作者的尊重与同情，才创造了"亡国之君而得美谥"的历史纪录。在他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他又为难又头痛的症结。

在北方崛起的满族政权的冲击进逼下，明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然而，袁崇焕一度有力遏止了清军进逼的脚步，使得边城"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有的满洲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匡复社稷的英雄，却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背着一个"谋叛"的罪名。他一生都想学岳飞，最终却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由此，看到了中国人最奇特的一种命运：你如果不按照当权人物的模式，而擅自爱国，爱国就会成为危险行为，代价异常凄惨。诬蔑以"谋叛"的铁帽，法力无边。天下多少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丧生在这个铁帽之下。自古忠良多枉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导致袁崇焕之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崇祯的多疑。明朝的朱家皇帝，皆有近乎病态偏执性格，莫不多疑刻薄，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偏执症状从明前朝太祖的多疑刻薄、成祖的狠毒无情、宪宗的滥用私人、武宗的狂妄自大、神宗的偏激逆反中都可以依稀找到影子。崇祯即位之初，将魏忠贤阉党诛灭，不觉有些飘飘然。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国势式微，积重难返。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满脑子就是作一个"中兴圣主"，然而欲速则不达，崇祯的梦想每每被残酷的现实击碎。刚愎自用的崇祯忧愤异常，不免"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加上崇祯愈是如此，妄想性的偏狭愈强烈，到后来，崇祯发展到认为一切皆归于"士大夫误国家"。对身担重责的大臣，崇祯通常是先寄予极大的、甚至是超出实际的期望，一旦令其失望之后，又一变而为为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大厦将倾，袁崇焕的死犹如抽掉了腐朽大厦的一根栋梁。世间的事，往往如此，有一百个理由绝对不可做的事，只要有一个理由动心，就会全力以赴。那个理由不过是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一点私欲而已。念及此，真是令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