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种改革让人失望。特别是维新派，认为不设议院，不立宪，则变不如不变。在他们的鼓动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立宪舆论渐成气候，维新派一词也被立宪派所取代。国人中首倡“君主立宪”者为郑观应，而大力宣传这一思想的，乃梁启超。

梁指出，世界上现存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君主立宪最为优越，且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也应该立宪。但是现在还不能马上实行，条件不具备。他认为中国官员与日本官员不一样，中国官员不只昧于世界大势、缺少政治常识，道德上也令人绝望：“趋利则相轧，过患则相陷”，“上则如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噬同类”。对于百姓，他更是失望，他认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制造所谓的“新民”。

可以说，近代中国启蒙史上，真正的启蒙大家除了严复，就是梁启超了。严复晚年悲观了，梁启超倒是始终充满激情，愈启愈勇，但是启来启去，发现百姓们不是启而不发，就是发到了革命的邪路上。以致于梁启超写出了《举国皆我敌》的诗篇，诗中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总之，官员德智不行，人民德智力不行，这样的情况下搞立宪，咋能搞好呢？正如一位顽固派所言，立宪“非特我朝三百年所未有，亦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所未有”。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提倡“开明专制”，并希望清政府预备立宪，次第实施，他列出的时间表是十至十五年。

虽然如此，他的挑战还是很有效的。日俄战争前，立宪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侨中流行起来。

正当立宪暗潮涌动的时候，第二个刺激点出现了，这就是日俄战争（1904-1905）。日俄战争的原因也跟中国有关——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将辽东半岛割与日本，李鸿章联系俄国协同德法对日本施压，使得日本把到口的这块肥肉又吐了出来，日本当然不愿意了。庚子拳乱时，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中国的东三省，俄国传统，占了就不退了，除此之外，它还想以东三省为跳板，图谋朝鲜。这样一来，日本更不愿意了：尔中国不争气，导致俄国都成了俺的威胁！事实上，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的大间谍荒尾精就一直宣传“支那和我国是唇齿相依、辅车相保的关系”，为了实现黄种人的崛起，为了抵抗白种人的侵凌，必须改造中国，扶植中国的革命运动，防止沙俄的东侵云云。总之，因为东北，日俄双方谈判上了，谈判不成，就打上了。这一打就是一年多。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国土上点燃的。战争一爆发，可怜的清政府赶紧宣布中立，当然它也只能中立了（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支持日本，民间，特别是留日学生更是支持日本，甚至组织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那时的中国人沉浸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到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才清醒过来）。虽然它的中立在某些西方观察家看来，乃是一种弱智状态：“从中国在这次日俄战争中的行动来看，它似乎对于几乎为近代中立国家所必须履行的那些义务连一种初步的概念都没有。”但是中国政府再弱智，也能看到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