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认为，自己在乾隆身上进行了巨大的感情投资，已然取得旁人难以获得的信任，自己和乾隆已经在一条船上，也算是找到了终身的靠山，若靠山不在了，自己也会随之完蛋。于是，他总是尽一切努力使乾隆仍然大权在握，从而保全自己。

《大清会典事例》中也有记载：“（乾隆）践祚之初，即焚香默祷上天，若蒙眷佑俾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载之数。”乾隆自己也多次表示：“回忆践祚之初元，曾默吁上苍，若纪年周甲，当传位嗣子，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今敬迓洪厘，幸符初愿，朕康强逢吉，九旬望衷，五代同堂，积庆延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也曾明确提到：“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为了使誓言得到兑现，这是乾隆要禅位的原因之一。另外，乾隆自觉在位60年，各项事业都有所进展和成就，功绩卓著，也算是对得起其祖宗和天下百姓了。所以他余年就想实行训政，过上一段当太上皇的生活。

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早就有的一种制度，因历史上的太上皇其境遇有天壤之别而让乾隆顾虑重重。于是把准备让出皇位、归政于子的消息最先告诉了和珅。乾隆退位之事对于和珅来说，事关重大。于是他开始发挥其巧言善辩的才能，企图让乾隆回心转意，至少要保留权力。

和珅为什么对乾隆禅位十分敏感呢？因为对和珅来说，失了乾隆这个大靠山，而新帝又不信任自己的话，自己的万贯家财、权倾朝野岂不是要付诸东流，官位、前途也不再明朗。因此，和珅本意极不愿乾隆退位，可是这会涉嫌妄议国事。于是，和珅忙上书一本：吾皇万岁，内禅大礼，合乎仁义，昭乎日月，前史之中虽多有所闻，然未见有多少荣誉，惟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方算是千古盛典，但考究尧传舜之时，在位七十三载，帝舜三十征庸，三十在位，又三十余载方行禅位之礼，当今我主，精神瞿铄，威风不减，定寿比尧舜，如此一二十载之后，再传位太子，也不为迟，况且四海之内，视万岁如父母，人心齐仰，如日昭昭，皇上彻宇一日，四海即仁被一日，百姓感恩一日，奴才等近沐恩慈，尤愿皇上永护。

和珅本来就是乾隆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乾隆怕放权后自身难保，所以才犹豫不决。他的这番话正中乾隆要害，不能不让乾隆想起历史上的几位太上皇的经历：唐太祖李渊被迫传位李世民，之后被软禁；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玄宗又不得不做太上皇；宋朝时，金兵南下，宋徽宗不得已才传位于太子。历史上的朝廷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名利场，权势的诱惑可以让任何一个人的心灵扭曲，所以禅位移交权力的下场可想而知。和珅这些话说得非常圆满，是希望乾隆以此为鉴，知难而退，但又说得毫不刺耳，让人听来还觉得他想得周到。最后，又说不仅是自己希望皇上不要退位，天下的百姓也都深感圣恩，乾隆继续在位是顺乎天意合乎民心之举。

和珅的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乾隆的虚荣心。于是，乾隆决定让位不放权，做一个真正的太上皇帝。他还在乐寿堂前门内自撰并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乐在人和，肯寄高闲规宋殿；寿同民庆，为申尊养托潘园。”自比宋高宗和明代官僚潘恩。不仅如此，他还仿效宋高宗的德寿宫起居注，乾隆决定也要做太上皇起居注。而且决定新皇帝登位后，朝廷上用嘉庆的年号，内廷依然用乾隆的年号，也就是说，宫里是存在乾隆六十一年的说法的。

和珅利用乾隆有心继续秉持朝政的心理，轻易保住了自己的权势，并且继续把持权柄，地位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珅想在太上皇归天之前把自己和新皇帝嘉庆的关系搞好，以期达到顺利交接的目的。所以他尽可能向新皇帝献媚取宠，希望成为两朝的股肱之臣。他想，有乾隆这个依靠，加上自己善于揣摩上意，应该不成问题，和珅计议已定，心里不免美滋滋地畅想自己的光明前程。

一切安排妥当，乾隆于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发布上谕，将他要做太上皇的来龙去脉、内禅的步骤和训政的意图一并表达出来，表明只是把皇位让出来，但决不交出实权。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大上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和珅发布上谕：“明年降旨归政之后，几内廷人等俱称上万万岁。”他的谕旨应称为“敕旨”。

有名无实的嘉庆帝登基了，但正如乾隆所说，他自己并未颐养天年，而是孜孜训政，毫不倦怠。乾隆虽然表面上是禅位给嘉庆，但实际上是更进一步的专制了。他说：“归政后，迅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凡事无巨细，嗣皇帝仍要向他奏报，由他来裁决并下达指令。并规定：“凡有善奏事件，俱着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着称太上皇”。太上皇帝并没有到宁寿宫居住，而是依然住在养心殿中，他仍一如往日自称为“朕”。嘉庆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没有行政权，没有用人权，更不能单独接见外藩和贡使，确实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

和珅见嘉庆对乾隆百依百顺，自己的大靠山乾隆仍然勤政，并把一些重要事务交由自己办理，心中不免更加得意，同时也对自己佩服有加——这个靠山可是没选错！和珅的部分目的还是达到了，也就是他的“后台”乾隆仍是大权在握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