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三十年

●1991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奉命宣布，即日起，

停止对驻金门等岛屿的国民党官兵的广播喊话

●1997年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设立的“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首次颁奖

●1997年　中俄等五国签署边境地区裁军协定

●2005年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在

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首个亿元村

大邱庄，首富之村的跌宕之路

“那红的，两厢跑车；那银的，奔驰。高级车遍地是。这就是大邱庄的不同。”2008年4月14日，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百亿路旁，村民张金全指着过往车辆说。

“20年前，大邱庄在全国都是这个。”他伸出拇指，满是自豪。

确切地说，那是19年前。

那一年，大邱庄成为中国首富村、第一个亿元村。

那时的大邱庄，已然是中国农村改革大潮上的一艘航母，在“船长”禹作敏的指挥下，在工业发展的路上，高歌猛进。

但禹作敏和他家长式管理下的大邱庄，最终没有经住历史潮流的考验。

“这是一次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4月16日，曾与禹作敏有多年交往的原新华社记者范银怀说。

工业致富

大邱庄，本是位于天津市区南45公里的一块盐碱之地，曾以穷“著称”：“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1977年，在选村党支部书记时，大邱庄村民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让已在任4年的书记禹作敏，倍感压力。此前，禹作敏带领社员学大寨，挖了几年田。

他向社员保证，3年摘掉贫穷的帽子，若实现不了，自动下台。

“农民就一定得种地？”当年跟禹作敏一起创业，现年70岁的禹作民回忆，禹作敏提出了农民不一定种地的观点后，开始在村里物色发展工业的“能人”。

村民刘万民被禹作敏看中了。刘万民原是天津一冶炼厂设备科副科长，精通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同行中有一批熟人。

1977年，禹作敏派刘万民考察市场，得出的结论是，搞冷轧能赚钱。

禹作敏决定向村民集资，再加借钱，凑了15万，让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从天津买回废旧设备。

大邱庄的第一个工厂，冷轧带钢厂，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现任大邱庄镇办公室主任杨明隽回忆，那时物资紧缺，建厂时连一台龙门吊都搞不到。

农民们扒着国有工厂的围墙，看吊车的样子，随后买各种配件，自己攒了一部。

那时，全国各地都需要钢材，钢厂建起当年，就赚了17万元。禹作敏决定把钱再投资建厂。

之后的5年里，村里有了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分厂。

对于村办企业的管理，禹作敏提出，每创1000万利润，厂长提成10万元。

曾任大邱庄汽车修配总厂厂长的禹作民说，在利润的刺激下，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玩命干。

大邱庄富起来了。

杨明隽说，当时各地的客商背着麻袋到大邱庄，麻袋里装着现金。村里有一年点钞机就买了40多台。

首富之村

带领村民致富的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但外部环境让他颇感压力。

原新华社记者、关注大邱庄19年、与禹作敏有多年交往的范银怀说，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市个别主要领导还受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企争原料，认为发展方向有问题。更有人称大邱庄“挖社会主义墙脚”。

大邱庄一方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承受非议，禹作敏为此满腹牢骚。

在范银怀看来，大邱庄真正大步前进，是禹作敏受到一次重要的改革思想启蒙——邓小平“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

1984年9月18日，于光远到了大邱庄。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正按邓小平的指示，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

于光远对禹作敏说，“大邱庄的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兴奋地说：“你给我壮了胆。”

这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转折点。

此后，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也开始改变，支持大邱庄大力发展企业。

1989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这一年4月，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而对于禹作敏，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

仅读过几年私塾的禹作敏，言辞朴实，却常语出惊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

很多名噪一时的顺口溜，都出自他之口。

偏离方向

“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带领大邱庄致富的禹作敏，也在大邱庄建立着他自己的“制度”。

“这是一次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原新华社记者范银怀说。

发展起来的大邱庄，成为禹作敏的天下。“庄主”、“当家的”、“老爷子”……禹作敏被大邱庄人这样称呼。

禹作敏曾对范银怀谈道，“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村里所有承包单位的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村里几个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或是忠于他的人。

对于大邱庄的资产，禹作敏曾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在范银怀看来，正是这种思想，让禹作敏千方百计控制大邱庄，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产权不明，是企业的‘毒瘤’，随时腐蚀企业和企业家的机体，是造成干部腐败的总根源。”偏离方向的禹作敏，越走越远，最终发展到对抗国家法律。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查账时发现有3亿债务说不清。禹作敏私设公堂，以暴力方式审讯华大的领导层。其间，华大业务员危福和被疑贪污，12月13日，危福和被殴打致死。禹作敏让相关疑犯躲藏起来，一切事宜由他出面抵挡。

1993年1月，6名检察部门人员到大邱庄取证，被非法拘禁13小时。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武警封锁大邱庄，禹作敏组织了上万人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村路口，组成五级防线，与武警对峙。

大邱庄事件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被捕。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院法院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

法庭上，禹作敏曾说：“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罪，有思想和历史根源。”他还有一句话被流传：“我是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1999年10月3日，服刑期间的禹作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