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料该项目日后却遭遇了两次波折。据严演存回忆说，其一是当时曾有“某经济首长私函尹仲容，希望此计划公营，理由是‘为外省人留些饭碗’。但在‘工委会’会议正式讨论此案时，该首长所派代表并未反对民营，遂通过由何义投资此计划……”。显然，尹仲容及其“工委会”都刻意忽略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坚持PVC计划应由民营企业来完成。

实际上，严演存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1955年7月，怀特公司代表正拟与日方签订得标契约前夕，华盛顿的国外业务署突然来电报通知台湾当局：美援授权书暂停。至于理由，电文中并未叙及，只是简单地表示说将重新考虑塑胶厂的经济价值，云云。

随后经查证，有人认为是承制机器的日本厂商走漏消息，惊动了在日本早有投资的美国化学业的大厂家——孟山都公司。这家美国厂遂动员关系，由美国参议员薛明敦在国会上建议取消援台筹设PVC厂的美援款项，理由是在岛内建厂不经济，因为岛内既缺乏原料又缺乏技术人才。至于替代方案，薛明敦建议可将日本产制的塑胶原料运销岛内。

在这位参议员所持的理由中，前两项刻意歪曲事实，因为岛内当时每年就进口塑胶200多吨，而且这还是在外汇配额管制下的进口量，仅限于玩具制造业所需，并未开放其他工业申请进口。估计台塑厂建成后，其年产1 200多吨PVC粉所带来的效益，可替代进口塑胶400吨，折合美元约24万元；可替代进口橡胶400吨，折合美元约31万元；另还可替代进口皮革品100吨，折合美元约5万元，以上合计每年可为岛内节省外汇60万美元。

至于人才，岛内也不是没有，例如台塑筹备处当时聘请的厂长沈彬康，曾于1945—1947年，按照与美方厂商交换学生的计划，赴美各化学工厂实习，专门研究塑胶制造技术，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经“美援会秘书长”王蓬多次赴美接洽和交涉，美方国际合作总署终于在1956年3月底宣布拨款78万美元，协助“自由中国”成立塑胶原料厂。在这笔拨款中，62万美元是采购机器及工厂工程监工费，另有5万美元则付给美国纽约一家塑胶原料制造厂——波登公司，作为技术援助的报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家波登公司原是一家制造奶粉的食品公司，居然也出面以“传授”塑胶技术为名，收取5万美元的报酬。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但是技术援助报酬的金额不是5万美元，而是15万美元。据王永在回忆说，那时公司刚刚成立，王永庆由于不懂PVC生产技术，于是决定和厂长沈彬康一起到美国去学习。两人到了之后才知道，波登公司根本不生产PVC，充其量也只是用一些简单的玻璃试管在作试验而已。也就是说，他们也还在摸索和学习阶段。王永庆看了之后非常失望，没有停留几天就离开了。就这样，波登公司还要收取台塑15万美元的技术费，简直是无法无天。

不管怎么说，技术费是小事一件，只要不影响大局就无所谓。但重要的是，王永庆后来又转程赶往日本寻找PVC生产技术。当时日本塑胶加工业的基础已经相当雄厚，各式各样的产品琳琅满目，既美观又实用。欣喜之余，王永庆便通过一家石井铁器工厂介绍，了解到有一位名叫盐田的日本人。据说，这个人的PVC生产技术已相当成熟，且其工厂也已量产。王永庆利用在日本停留的这几个月时间，开始与这位盐田先生合作，最后不仅买了他的技术，甚至还买了他的机器设备。至此，王永在说，台塑公司方才具备了初始时的雏形。

另一曲折则来自何家内部。何义向来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十分尊重两位兄长。何家历来的投资，虽然都由何义开其先、主其事，但形式上仍由三兄弟共同商量决定。何义的两位兄长何传和何永都认为投资PVC资金太大，风险太高，持不赞成的态度。尹仲容遂建议何义去德国考察，以便深入了解塑料工业，包括最低经济规模究竟应该设多大，以及能否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来扩增生产规模等等。

何义采纳了尹仲容的建议，决定赴德国考察塑料工业，了解PVC粉的生产流程。经过3个月的考察，何义发现德国PVC粉厂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每天至少生产几十吨以上。相比之下，永丰化工厂在制造塑料皮、塑料管等加工品的过程中，每天仅消耗PVC粉约一两吨，并且连这个数量在岛内也都已经趋于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