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30日，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后又经大连进入大陆。对于王永庆的到来，大陆高层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派专人赴大连机场迎接。王永庆一行到达北京后，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在当时，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王永庆一行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显然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在王永庆到来之前，大陆高层领导曾专门召开过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在会上，大家非常认真地落实了多项接待活动的细节。

在此次访问当中，王永庆提出要在大陆投资一个70亿美元的石化项目。应该说，70亿美元对于刚刚开放10多年的大陆经济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项目。对于如何承接这笔资金，当时许多人心里并没有底。尽管如此，大陆一方仍然为此作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分成几个工作小组，分头承担各项接待任务。

王永庆的总体设想是投资70亿美元，建造一座年炼油1 000万吨、乙烯70万吨的石化工厂，并自备电厂和远洋与内河运输船队，产品100%供应国际市场。围绕这一设想，王永庆向大陆有关部门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大陆一方向台塑提供一定数量的原油；二是双方以合资方式合作；三是由大陆一方提供可供建厂的土地。另外，为表示合作的诚意，王永庆亲自选派当时担任长庚医院院长的张昭雄与大陆卫生部门洽谈，并提出台塑愿向大陆捐献两座各3 000张床位的医院。

在当时，会谈当然是艰难的，因为双方都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在大陆一方，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理论界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都还远没有搞清楚。王永庆所提的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比较好解决，但前两个却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大陆经过10多年的发展，自己生产的石油尚不敷所需。至于以合资方式合作，那么资金从哪里来也是大陆一方较为头疼的事情。而在王永庆一边，台湾当局是否允许他赴大陆投资还是一个未知数。两岸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虽说已显露进入“快速发展”的征兆，但实际上仍是外松内紧。

198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正式实施，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大陆对台经济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但是4天之后，在国民党的“十三大”会议上，李登辉却在致词时宣称，台湾当局对中共“绝不存丝毫幻想，也绝没有任何妥协可言”。李登辉的致词可被看作是其日后“戒急用忍”政策思路的高度概括。

两岸政治的不稳定总是直接波及经济往来。1989年5月13日，台湾“经济部长”陈履安重申，禁止岛内企业界直接投资大陆。5月24日，台湾有关官员透露，当局已拟具“原则禁止，例外规范”的间接投资要点，准许“合乎规定的”台湾厂商以间接方式赴大陆投资。所以说，王永庆在当时的情况下赴大陆考察，仍旧冒着被人说成“通匪、资匪”的风险，更何况台塑不是中小企业，而是台湾民营企业的一只领头羊。

从时间上看，王永庆早有赴大陆投资之意。就在陈履安发表谈话的当天，王永庆也对外宣称：“只要当局今天点头，我明天就去。”其实， 早在两年多前，在台湾当局刚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台塑集团的几个母公司就开始通过美国公司的关系，间接派人到大陆去考察。据说，考察团共有5个人，以石化专家及技术人员的名义，从美国前往北京，并在中国石化总公司的安排下，参观大陆的石化工厂及考察未来大陆可能发展石化工业的地点，全部行程近一个月，从北到南，对大陆的石化工业状况作了一个通盘的了解。

据媒体报道，台塑代表团此次的考察行程包括参观北京燕山石化厂、山东齐鲁石化厂、上海金山石化厂，以及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更重要的是，大陆随行陪同人员还带领他们到一些适宜建厂的沿海地区，实地了解投资环境。

当时看过的地方有宁波和湄州湾等地。宁波离上海很近，腹地广大，人力充沛，但地质较差，码头风浪较大，不过北仑港码头水深可泊15万吨轮船，不失为建设石化工厂的理想地点。至于湄州湾，大陆已在当地规划了一个面积为6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湄洲湾水域面积516平方公里，主航道水深15~20米，适宜建设深水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