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是责任心的具体体现，是企业突破经营极限的最好工具。一个人的态度改变的是一个企业的经营极限，而一群人的态度改变的则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极限。由此而观，王永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经由他的态度影响了一群人的态度，从而改写了整个台湾乃至世界石化工业的发展历史。

台湾媒体常说：“如果没有坚持，就没有民营的台塑。”据此可以这样总结台塑集团所走出的这条中华民族的工业化道路：一个偶然的事件产生了一个企业；一个单个的企业整合成了一个产业；一个单个的产业彻底改变了台湾的石化事业；最后，台塑集团发展成了台湾企业的典范。

本书的写作方式基本上循着“历史而进，历史而出”的思路在进行着。在明志科技大学的日子里，我的生活“痛并快乐着”。“痛”的是如何由“历史而进”再到“历史而出”；“快乐”的则是我终于又在“进出历史”中发现了答案：王永庆成功基因中的根本成分是他做人做事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王永庆的长期心理和行为倾向，既使他勤劳，也使他长寿。若不考察历史的细腻之处，就难以把握他在危机时刻为什么还能做到处惊不变，表里如一。

一部“经营史”，勤劳多过其他。王永庆的态度带有那个时代和所处家庭影响的双重烙印。虽然说他的态度是表面性的，可观察的，但他内心深处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支撑着态度的情愫却是隐秘的，难以琢磨的。在王永庆的直系亲属当中，对他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影响最早的，是他的以私塾为业的祖父王添泉。这种影响的关键点是“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并且在当时台湾教育并不发达且工业缺无的社会背景下，常常也是唯一的，刻骨铭心的。

“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早期台湾的小农经济同样是一种理性经济，即使在日本殖民时代也是如此。像王永庆这样的第一代创业者，甚至包括许多后来者，完全是依靠对古典民族文化的感悟和个人特质，懂得并学会了创业、扩张和积累财富的基本规律，其商业理念和思想的创新性随其努力的程度一直在以某种速度递增。只要能发现具有更高经济效益的区域，他们的储蓄和投资意愿就会明显提高。

应该说，民族文化与利润多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文化可以影响理念和思想，并经由理念和思想进入制度过程，从而最终对管理行为产生影响。这一点是本书分析民族文化的传承之所以会影响到企业管理过程，特别是企业文化之所以能够驱动生产，并使生产管理过程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主要依据。1982年，王永庆在重修祖父的坟墓时，曾手书过一首诗并铭刻于墓碑之上。这首诗微言大义，实际上就是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诗中说：“含辛兼教耕，德配共勉撑；早学清苦经，勤劳朴实铭”。

稍后，母亲王詹样对王永庆的影响时间最长且最为具体。如果说祖父的影响有启蒙作用，那么母亲的影响则有型塑功效。王永庆排行第二，兄弟姐妹共8人，上有大姐罔市，下有王永成、王永在两个弟弟，接着则是银燕、银尾、银桂和银英4位妹妹。在当时的台湾，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食指浩繁、生计维艰。弟弟王永在出生时王永庆才5岁，虽已略知人事，但对于刚出生的弟弟为什么啼哭仍感到十分好奇，因此常跑到床边去观看。而此时，母亲则由于工作太忙，经常任由弟弟啼哭而无法顾及。这一情景令王永庆终生不忘。

到他8岁时，父亲送王永庆进入新店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使他对世事有了更加清晰的记忆。恰逢这一年他的大妹银燕出生，王永庆发现母亲没有邀请助产士来帮忙，而是自行剪断脐带，并且产后立即就去屋宅旁的水池边洗衣服。再到后来，王永庆才完全明白，母亲生他兄弟姐妹8人，都是自行克服所有困难，然后又照常下床洗衣服烧饭，无一例外。

对母性的伟大和母亲的责任心，王永庆痛苦地回忆说：“这种彻彻底底刻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凡事从不期望依靠外力协助，全凭自己设法解决的意志及智慧，实在是闻所未闻。”作为儿子，王永庆的内心被深深地感动着，并由此使他日后的经营管理受到了看似无形实则震撼的影响。他把他的全部感受归结为经营管理企业的“道理”，并将这些“道理”再经由制度一一融入每一位员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坚持得久了，也就成了大家公认并自觉遵从的一种职业习惯。

王永庆认为，台湾农业相对带来的贫困实在是一种单调无聊的生活状态。他要从这种单调无聊中摆脱出来，并投身到能够指引他脱贫的工业当中去。要想获得幸福，就要工作，工作重于一切，工作既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是他个人思维能力的特点，同时也是他对社会有用的最好体现。王永庆的成功在于他灵活把握了这一时代规律。灵活把握时代规律意味着他灵活把握了社会走向、生活潮流、市场机会，以及在经营管理中善于平衡自己与员工之间的心理默契。所谓“心理默契”是指劳资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心里和谐：“干吧，他会对我负责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人常用“明明德”和“亲民”来触及人的心灵，激发人的责任感，使人们鼓足干劲去实现目标和理想。如果说“明明德”和“亲民”构成“真”与“善”的本义，那么“止于至善”则构成“美”的境界。王永庆经营企业的“态度”就具有如此非凡的“创心性”。他在他的实践中，只用了“检讨”二字就将“真、善、美”的原理画为一条蜿蜒向上的曲线。员工们认为，所谓“态度决定命运”这一命题背后的“道理”是：检讨不检讨是“真”；如何检讨是“善”；检讨之后的“改善”则是“美”。对此，王永庆则总结说：“检讨是成功之母。”

台塑集团的成功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可以承载市场经济体系，可以承载任何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或生产方式，可以为任何一种优秀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思想提供理论动机。今天看来，这一经验正是他能够实现“创心性”管理背后的最大心理感悟和冲动。他在管理方面的这些开创性工作和经验，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补充，是对时下不少人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不适合市场经济”等等谬论的有力驳斥。

在他所讲的全部“道理”中，他最强调管理人员的责任感，理由是“责任感乃企业家精神之核心”。再加上祖父和母亲在生活态度和责任感方面对他的“正向”引导，使得王永庆寻求到了在工作态度和责任感方面也“正向”引导其员工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为此，他建立幕僚管理体系并透过幕僚将集团的总目标层层分解，然后再循此一分解过程将责任和权利层层传递下去，并辅之以严密的考核与合理的激励措施。

台塑集团的几百名幕僚人员使王永庆看得高，走得远；使企业认得准，行得稳。这一“创心性”管理方法的最大魅力在于：在“勤劳朴实”和“止于至善”这一理念和思想的影响与驱动下，台塑集团的全体员工各负其责，从而把经营管理中的“异常”或“死角”一个一个地清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