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搬到柏林后，去了魏森斯（Weisensee）的犹太墓园，当时德国尚未统一，墓园在东柏林，跟罗兹的墓园一样残破不堪。我踩着断垣残壁，荒烟蔓草，有种冲动盘据心头，想留下来把草割尽、清理墓碑，在每一座坟墓上放几颗小石头致意——但我没办法；草太长、墓太多。

有一种病，叫“耶路撒冷症候群”（Jerusalem syndrome），多发病于耶路撒冷旧城。得这种病的人通常是第一次到圣城，开始听到有人讲话，有些人还看到跟宗教相关的幻象，之后就发疯了。以色列政府甚至为此设置精神病房，收容受到这种古怪病症折磨的人。古代幽灵与这个城市弥漫的神圣气息合成一气，让这些人深受折磨。他们每一步都踩在古人的足迹之上，被耶路撒冷的历史身影及古老建筑迷得神魂颠倒，以为自己是天使、先知或圣人，终至崩溃。

后来，我为香港城市大学设计了一座媒体中心，有机会与一位风水大师共事。这次经验很精彩。这座建筑将是香港最符合高科技的建筑——但设计很讲究风水。诺曼·福斯特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大楼也是一样，尽管是香港造价最昂贵的大楼，福斯特还是必须重新安排电动扶梯的位置，使之与街道呈水平而非直角相交，以免漏财；主支撑结构呈M状，而非W，也有风水的考虑。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风水是伪科学。我也承认，要是香港城市大学的这栋建筑保留原始设计的红色，其基本精神也不会有所改变。照风水的说法，太多红色会引起争论（太多黑色则会造成枯竭）。我也做了其他的修改：我改变了建筑物的一些角度，使之与古代的精神相协调。我跟这位风水大师共事，学了很多东西，也看到很多说法有实证基础。风水讲的是房子与水及景观如何建立关联——如何为建筑物定方位。这是所有建筑师都要了解与尊重的。

这也正是两千年前维特鲁威想要了解的事情。维特鲁威是罗马建筑师，现在已知最早的建筑专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论建筑》（De Architectura）写于公元前1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还是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写作主题多半在实用领域——建筑工法、材料、建筑比例的理论。实务中，他也讨论了更微妙神秘的东西。他谈到占卜，也认为留心事情的种种征兆与自然现象，像鸟如何飞、风与光线如何移动，都非常重要。他建议建筑师要精研鸟的飞行，因为研究鸟的飞行模式能知地上发生之事。所有的东西彼此间都有关联。

我从库珀建筑学院毕业前夕，得到一笔奖学金，让我周游美国，研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同时获奖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建筑师和一位艺术家。这个奖学金的立意很好，钱却不多。当时尼娜和我刚结婚，这趟就算是我们的蜜月旅行。我们和其他学生把钱凑了凑，买了机票飞到芝加哥，再租旅行车，开到圣路易，去看建筑师沙里宁（Eero Saarinen）的“圣路易拱门”，由此展开了我们的美国公路之旅。

我旅行的时候不带相机，而是带着速写簿，画了一本又一本，捕捉美国的抒情与壮丽。我画沙漠，画新墨西哥州的石头，画亚利桑纳的峡谷，画赖特设计的、位于威斯康辛的约翰逊公司总部办公大楼（Johnson Wax Administration），也画科罗拉多的山脉。我们负担不起每晚住汽车旅馆的费用，有时候就睡在车上，或是睡在整晚不清场的露天影院。我们几乎看尽赖特的作品。穿越高山、沙漠，我第一次了解到美国的广袤与庄严。也第一次理解了维特鲁威的精神。

在北美，自然深深影响了人。我想，美国建筑师常忘掉这一点，美国的建筑往往陷在摩天大楼的象征泥淖。但美国建筑一定会不断演变出新的面貌，因为就像人们常说的，美国在不断变化。

我们把我们周围的形状视为理所当然：窗户的形状、土地的形状、曼哈顿的形状，还有世贸中心的形状。曼哈顿的形状狭长，夹在两条河之间，这个形状对美国建筑的影响极大。

忽略了祖国的精神沿革与现实，是一大危险。这是我从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影片《闪灵》（The Shining）每每得到的启示。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和谢利·杜瓦尔（Shelley Duvall）分别担任男女主角，背景是在落矶山脉一处巨大的、没落的度假旅馆。每个人对这部电影的诠释各不相同，但对我来说，它讲的是建筑，每栋建筑的一砖一瓦都有它的过去、灵魂，以及精神；如果想违抗这股力量，就会遭逢厄运。从“9·11”发生之后，我心里一直在想着这部电影。那对漂亮的双胞胎横死的画面一再出现，如同双塔崩塌的画面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