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走过半个世纪的德昌桅厂关张了。

德昌桅厂西邻则是南城电话局，民国产物，罗马式的楼顶在很远就能看见，是这一带唯一的西式建筑。我小时从这个寂静大院的门前走过，心里总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猜不出那个半球型楼顶里的人们都在干些什么。

街北的铁山寺是值得一提的。它正在电话局对面，庙很大，后墙在南芦草园。至少在明武宗时，这座庙就有了，院中的《重修三里河桥记碑》记述了武宗时民间集资修桥的事。

南北桥湾之间原来有桥，始建于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5年），历久而坏。武宗正德十二年（1518年），三里河一位名叫戴通的善士首倡，由铁山寺宗洪和尚募捐，得白银2170多两，俱附近居民所集。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施工时挖出的古桥。

三里河大街上有不少老样式的铺户，带着往昔的风范。你看，北桥湾口东侧的这家门面，青砖到顶，最高处一排四个垛子，含有民国味道，高墙上“泉香橘井”、“春满杏林”的墨字残迹分明告诉人们：这是药铺。再往东，原来还有“织云公所”，是纺织行业公会的旧地，院子非常大，有戏楼，很多名角在这儿演出过。民国时候，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就是在这里受到欢迎款待，张作霖、张学良等风云人物都常在此请客听戏。1919年，梅兰芳为其祖母举办八十大寿庆筵，作了一场名流荟萃的堂会戏，也是在织云公所演唱的。那时候，能在织云公所举行活动，是一件极体面的事。八十年代的时候，院子拆了，改成了一座卖劳保用品的地方。

其实，京剧大师梅兰芳与三里河一带的缘分颇不浅。他一生在北京经历过七处住宅，其中有四处都是围绕三里河而居的。早年，他住在北芦草园，后来又在南桥湾东侧的鞭子巷头条和三条结庐，梅兰芳在鞭子巷三条的寓所，是那一带最好的房子。1916年到1920年期间，梅兰芳已经名满艺坛，重回北芦草园购置了一所有三十多间房子的大四合院作为寓所。

芦草园与草场

从北桥湾南口出发，往北，先经过北桥湾那一段不长的小街，我相信你能体会到一种老北京民俗生活的气氛就在身边环绕。彼此招呼着的中学生，把个自行车骑得溜熟，屁股离开车座老高，为的是脚底下使上更大的劲儿；上了年纪的老人缓缓地走在路边，手里提着刚刚买好的鲜菜；对摇晃着鸟笼子的中年汉子，你最好稍稍让一让——他们把鸟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不远，就有一个丁字街展开在你面前，何去何从，任你挑选：顺势向左一拐，是南芦草园；接着往北走，到顶头，是个不规则的三叉口，往西斜着的胡同，是北芦草园，西头通往长巷头条到长巷四条，里面有不少民国时留下的商贾旧迹和旅店；东边则是薛家湾，进薛家湾不远往北，通往草厂，这草厂一共有十条胡同，从草厂头条到草厂十条，排列得很整齐，全是老民居，够你逛一阵子的。

甭管走哪条胡同，你都会发现，这一带很少有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走向的街巷——这正是当年的河道的证明。（图5南芦园12号门楼顶藻井、图6南芦草园12号门联）

这几条胡同里有不少好房子。街是斜斜的，弧形，走到一处叫“十间楼”的地方时，你会感觉地势高了起来——那正是河边高岗儿的痕迹。

这一带的胡同，以南北芦草园、草场一至十条所占的地盘最大，它们是怎么得名的呢？原来，元代时候，大都的城墙都是土垒的，外面并不砌砖，为了防雨，每年都需要在顶上覆盖芦草，芦草园一带就是那时存放芦草的场地。那时，北京还没有内外城之分，自丽正门以南，就是一片旷野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南四环甚至五环以外的光景。

草场一至十条、长巷一至四条，以及兴隆街两侧鱼骨一样伸展开的胡同，大体都呈南北走向，路边的院子则是东西向设门，这与北城四合院南向设门大异其趣，成为一种变体的四合院，另是一番风景。

钱氏宗祠

三里河一带旧有几十所寺观祠堂中，其中一个出名的南方人也在这一带留有祠堂，那便是吴越王钱鏐。

钱鏐祠堂在薛家湾路北，进北桥湾往北走，到北头后往东去，就是薛家湾了。瞧这地名，甭说，又是因水而起。这条胡同从西到东都是弯的，半月形，到东端又往北拐去，通北武圣巷。所谓“武圣”，那是指关老爷了，那地方当初会有个关公庙。

薛家湾平常总是十分清静，胡同两侧的民居很特别，越是靠东半条街的，门前的台阶越高，我想，以前这里恐怕也是个河汊，东边的地势更低一些，人们临水而居，自然台阶要高了。钱鏐料祠堂就在路北的一个院子里，门楼并不特别出众，而且，多年失修，显得有些破败，只有门楣上的“钱氏祠堂”四字，昭示着它的不凡。字雕在砖上，工整秀美，很是耐看。

钱鏐是唐末乱世中脱颖而出的一员战将，对唐屡有战功，被唐朝廷任命为杭州刺史，并赐“金书铁券”，可免钱九死，子孙三死。这张铁券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长52厘米、宽25厘米，瓦形，以纯金书有350个字。梁太祖朱温灭唐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钱鏐在杭州称吴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