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您刚才说到高中毕业后有十二年的时间是没有机会继续读书的，三十岁之后才重新进入大学校园学习，请问您在这段时间是怎么调整心态，继续保持学习状态的？大学毕业后又如何面对社会的各种困难和压力？还有一个问题，做传媒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如何保持敏锐的新闻嗅觉？在凤凰卫视中有一位我十分喜欢的主持人曾子墨，您是怎样看待她的呢？可以称她为新闻制片中的第一当家花旦吗？谢谢！

曹：我首先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很难说曾子墨是财经的第一当家花旦，因为她不仅是做财经的，还做其他方面的节目，比如说她的《社会能见度》，主要是关于国内的一些社会状况。她聪明，学习金融的，曾在美国华尔街做得很成功，做到一定程度后觉得够了，就又重新选择职业，做了电视媒体这块，这中间没有什么训练，一转就转过来了，她就有这方面的才能，我认为她是既聪明又肯干、肯学，而且很努力地去做。这点在我们凤凰卫视很能体现，我们不提供专门的培训，来了就是干活的。这就是人的特点，实际上很多人都可以干，还有我在上海做记者站的时候有次招聘，问我要什么条件吗？我说没有，就是要聪明肯干，聪明他就能马上学会，第二要肯干，就能做好，这两个条件有了，在我看来就是人才。

曾子墨她就是这样，做新闻的时候她一直保持很活跃、很敏锐的心态，她现在做的《社会能见度》是一个最难做的节目。昨天我们凤凰卫视表扬了她们做的节目，她们的采访环境很恶劣，常常是一起跑到最基层的地方，不分男女，土炕上对付一晚上，弄不好还被当地抓起来，要我们去保出来，但曾子墨就是能够保持好的心态和视野，她还是张靓颖的“明星凉粉”呢。这是我回答你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文革”那段时间，当时要想继续读书是不可能的，得下乡，但我们都还是有精神需求的。只是干活、吃饭、睡觉是不够的，你还希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对我们这些上海的知青来说，那就是读书了。书从哪里来呢？当时我们是什么书都看的，再枯燥也看，包括“文革”时候的政治文件、学习文件都看，还有一些世界名著，有些是从学校偷出来的，这些书大家相互传着看。后来就是看内部出版的，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古典文学等。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在农场把列宁的著作全部看完了，《资本论》、黑格尔(的著作)，还有《二十四史》，作为业余读物就都看完了。

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没有目的地看了很多书。后来有机会考大学了，我们就试试，当时录取比例是很低的，才6％吧，应该是六百万人中录取四十万吧，很有幸的我们知识青年考上了不少，但是总体上还是有很多没有考上的，他们后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学业。

你刚才说我们当时的竞争，其实当时是没有什么竞争，没有多少选择的，就是靠着社会和时代决定着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不像你们现在才大三，或是硕士最后一年就得考虑工作的事情了，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选择，就是一定有份工作。我36岁大学毕业就到一个上海社会科学院做了几年研究，感觉很安逸，但是太狭窄，在这样一个阶梯上面，大家做的无非就是一级升一级，做到教授不知道是哪一年，我都已经快四十了。后来有机会到香港，才感觉到什么是竞争，完全靠自己选择的环境，到了香港之后找工作、买房子才真正体会到，什么都得靠自己的真本事了。自己处于一个劣势，对方决定要你还是不要。开头几年，要谋生，找到《亚洲周刊》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在香港这个环境中，和妻子比较快地站住了脚，她在中文大学，在当时从大陆出去的人当中我们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们回到是没有选择没有竞争的环境好呢，还是有很多的机会但是竞争也十分激烈的好呢？

提问：在1997年的时候，您已经是《亚洲周刊》的副主编了，但还是离开这个位置到了刚创办不久的凤凰卫视，在竞争那么激烈的时候，您为什么作出这个选择呢？当今人才的流动是十分频繁的，我们同学以后也会面临着要换工作，可能会面临充满挑战却又无法预测的工作，您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