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理念，我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以学术为目的，不是一种手段，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学术研究就是以学术为目的，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他讲“学术研究以真理为全部要义”，就是为了探寻真理。他讲，人们只知道世界上有用之用，而不知道还有无用之用。西方农工商之进步，确是有用之学，它有赖于物理化学的进步，而且又有赖于哲学的进步。思想自由的空间，必须要有的，没有思想自由，科学技术的发达不可能，没有哲学上的开放，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难。这就是他的看法。

王国维先生有一本一万多字的书――《人间词话》。1908年10月到1909年1月，发表在《国粹学报》上，一共是64则，每一条都不太长，提出怎么看古典诗词，要找出古典诗词里的境界，开辟了研究古诗词的一条新路子。单行本在1926年才出版，由北京报社编印，俞平伯标点。其中，第二十六条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层境界用了北宋词人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秋风萧瑟，一个人独上西楼，望尽了天涯路。什么境界呢？寂寞。到第二境界，先生用了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人瘦了，始终都不后悔，为了真理消得人憔悴。这一境界是奋力拼搏的阶段。到第三境界，王国维用了宋代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成功是很自然的，是努力奋斗的结果。

第二，眼光很开阔，中西学要相互融合。1911年，他在《国学丛刊》上写了一段话，他说“余谓中西二学”，我所讲的中西二学，“盛则俱盛”，兴盛起来就一起兴盛；“衰则俱衰”，衰败就都衰败，“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强调，要发扬光大我国的学术，一定要有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西学的优点在哪里呢？他讲，“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西学很注意从具体到抽象。那我们国家的文化怎么样？王先生讲，在实践方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在理论方面，我们有弱点，弱点就在于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要是从具体到抽象，就会遭到非议：想入非非啦，离经叛道啦，等等，所以必须要以西学的长处来补充我们的短处。传统的儒家有很多在道德方面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

第三，学术研究要有宽厚的基础。在清华国学院，研究生问：王先生你是史学大家，我要研究史学，给我开个参考书吧。于是，王先生开了一个书单，没有具体的书名，一、中国史，二、东洋史，三、西洋史，四、哲学概论，五、历史哲学，六、年代学，七、比较语言学，八、比较神话学，九、社会学，十、人类学，十一、教育学，十二、外国文学，等等方面的知识，非常宽厚，这是他自己的经验。看来确实需要比较广泛的知识，宽厚的基础知识，无论是国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极其需要的。

第四，注意新材料，研究新学问。王国维在中国经学向近代学术转型中有首创之功，在人文学科的主要领域都有创造性贡献。他了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新史料又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而近代则有殷墟卜辞、流沙坠简、敦煌写本和边疆民族碑刻等史料出现，可称之为新史料发现的时代。他对甲骨卜辞、钟鼎款识、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等都进行过研究，特别是研究了甲骨卜辞和流沙坠简，并把它应用于古史探索。从甲骨卜辞中，王国维发现《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他又把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及《吕氏春秋》等传统性的古史互证，从而证明这些古史传说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王国维善于利用新史料，他的史学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和具体的学术观点)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比他同时代人更加准确、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上古历史的演变线索。正如郭沫若所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异样的光彩 。”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振玉) 、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为起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