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介绍陈寅恪。陈寅恪是江西修水人，生于清光绪16年，13岁随他的哥哥东渡日本，17岁病归。1909到1915这几年之间，相继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主要学习语言。1917年到1921年，留美哈佛大学，和吴宓成为朋友，1925年吴宓介绍他到清华国学院，直到1929年研究院停办，还继续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20世纪90年代，发现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留下的64本笔记本。他的家属把笔记本交给北京大学季羡林 去看，季羡林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从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

季羡林认为，这64本笔记，主要是研究各种文字，以便于陈寅恪进行佛经文字方面的比较研究。在笔记里涉及的文字有藏文(藏传佛教方面的)、蒙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印第文、俄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这些都在为一个大课题做准备，即佛经翻译方面的比较研究。这需要多方面的文字修养。

下面我们看看陈寅恪学术的一个特点，刚才已经讲到了，他以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很难，需要花很长时间做准备，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准备好，像佛经的翻译比较，学各种语言，就是一个例子，这点一般人都很难做到。第二点，他研究中国历史，注意制度史和社会阶层的分析。1941年完成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代表作。194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朝历史很短，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很兴盛的朝代，它的制度究竟来源于何，借鉴于哪些？这个问题在陈先生之前，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有一个来源，陈先生之前的学者没人论证，他提出河西文化是来源之一。在河西走廊有一条河叫湟水，就在今天的甘肃武威，即古时的凉州附近，战乱期间，湟水一带物产比较丰富，相对安静，中原很多士大夫带上自己的书籍和研究成果来到这里，渐渐就产生了河西文化。而河西文化就成为唐朝政治制度的来源之一。季羡林先生讲，陈先生并不找那些冷僻的书，而是找一些很多学者都看过的书，但是在这些看过的书里，从他的解释分析，看得出他的功力和敏锐的史学眼光。

陈寅恪提出要通过文化看历史的演进，通过历史看文化的价值。这两个方面，他都做出了成绩。最有代表性的是1947年发表的《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用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来研究唐玄宗时期由盛而衰的一个历史过程，从文学上的论争、诗歌的创作来反映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重大的变化。如果对诗歌不熟悉，对社会不熟悉，很难有所突破，这本书可以说是以文证史的一个代表作。陈寅恪研究中古文化，并不限于旧有的材料。他曾说旧有的文化研究，材料半出于二十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而他不但利用正史类书，而且还用了诗文别集乃至敦煌写本。

陈先生晚年，因为有眼疾，1954到1964在助手帮助下，于中山大学完成了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这是很大的一部书，用了很多篇幅进行考证。柳如是是明末清初很有才学的一个歌女，她与江南一带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有来往，如钱谦益(明末清初常熟人，号牧斋，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南明时期的礼部尚书)。清兵南下，钱谦益投降了，后来又参加反清的活动。钱博览群书，在诗文方面负有盛名。柳如是与钱谦益关系密切，和抗清将领陈子龙等也有联系。陈寅恪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人物，写了一部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超世俗，轻生死”，歌颂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民族气节。关于陈先生的学术风格就简单地介绍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