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谈谈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关于建筑的定义，向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建筑就是供人居停的一种人造的构筑物；而从广义的角度说，建筑的本质乃是指人所创造的一切环境[.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换言之，一切非自然的环境皆属建筑。

而关于环境的定义，历来也说法不一。“环境”一词在中国最初有“环绕全境”和“被围绕、包围的境域”之意，后来又有“个体的整个外界”的解释。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向前推进，环境也逐渐被各个领域所重视，进而成为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对环境当然也就有着不同的认识角度，从而也就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定义。譬如，在生物学中，环境乃是指“围绕和影响生物体周边的一切外在的状态”；地理学认为，环境是指“构成地域要素的自然界的总体”；而物理学则把环境理解为“物质在运动时所通过的物质空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辞海》对“环境”的两种解释是“周围的境况”和“环绕所辖的区域”；而建筑师富勒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得出来的定义是这样的：什么是环境？All that except me(我以外的所有东西)！[. 参见齐伟民：《环境艺术的概念、主旨及含义》，载《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03(12)，52页。]

也就是说，小到我们贴身穿的衣服，我们所在的教室、校园，大到一个社区、城市、国家乃至我们这颗蓝色星球甚至整个宇宙，都可以被看作是我们的“环境”，而其中人造的部分即可称为“建筑”(广义上的)。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胡志毅教授曾指出，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建筑物，都不能单独地对其进行审美，而必须要把它和它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因为建筑是一种环境的艺术[.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没错，任何一件艺术品只有在它特定的环境(或称“语境”)中才有意义，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脱离了这个特定的“坑”，这个“萝卜”便不再是这个“萝卜”了—— 就是说要有一个特定的语境。

如英国著名的雕塑大师亨利·摩尔，便十分重视其雕塑作品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对话，他最出色的青铜雕像代表作《王与后》被他天才地指定放在苏格兰的一片贫瘠的旷野中。雕像与旷野的环境相得益彰，浑然天成，仿佛这片旷野就是为了安置这雕像而在此等候了亿万年，而这对青铜塑成的统治者也仿佛是从远古一直端坐至今，为要静静地守望着这荒原……这种令人称羡的艺术情境显然不是雕塑作品独力营造的，环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雕塑如此，建筑作为一种环境的艺术，更需如此。

西方的建筑是非常重视环境因素的，这在其文化的源头处—— 古希腊便已经初现端倪了。美国学者伊迪斯·汉密尔顿曾说[. 参见汉密尔顿：《希腊方式—— 通向西方文化的源流》，26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在古希腊建筑师的头脑中，神庙的所在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筑师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总会把神庙与其周围的海洋和天空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考量。”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它的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影响到了后来整个欧美建筑的设计与创作[.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如美国建筑大师赖特(1867—1959)所提出的“有机建筑”理论，即十分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认为人从属于大自然，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这其实是对文艺复兴以来曾在西方一度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批判—— 赖特所设计的流水别墅就是其“有机建筑”理论的最好体现。该建筑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建于1936年，是一座建造在岩石、溪流之上的独立式住宅，建筑物与其周围的岩石、瀑布、溪泉及山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曾被评价为“不像是由人工建造的，而仿佛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流水别墅与自然环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举世公认的建筑艺术经典作品，今天已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著名景观。

我们中国古代建筑更是非常强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体现着对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一种追求；而《释名》一书对于汉字“宅”的由来竟是这样解释：“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可见中国人的住宅建筑从一开始就具备选择环境的内涵。再如堪舆即所谓风水术，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方术活动其实也主要是讲人、建筑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诚如李约瑟所言：“‘风水’在很多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比如它要求植竹种树以防风，以及强调住所附近流水的价值。……它体现了一种显著的审美成分，它说明了中国各地那么多的田园、住宅和村庄所在地何以优美无比。”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建筑计划从来就不以单独的建筑物为建设的终极目的，而是着眼于整体的生存环境。李约瑟进而提出，对于此类活动，“科学史家不能简单地排斥……因为它们使古代的宇宙概念得到不少说明……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实际考察自然现象方面导致一些重要的发现”。[.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346，38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