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都十分重视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后世的建筑师理应好好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审慎周密地去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它，同时因势利导，对它进行有节制、负责任的利用和改造，为人们创造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活空间，同时也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余地。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都知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大规模人居环境的建设，自然环境遭到了无情的吞噬，环境污染也益发严重。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言[. 参见许倬云：《许倬云观世变》，1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人类似乎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里的癌细胞，因为有人的存在，因为人的快速成长，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致使生态环境出现严重危机，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问题。

所幸，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重视，从霍华德提出的“花园城市”到勒·柯布西耶强调的“阳光、空气和绿地”[.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都是精英们针对现状为我们开出的药方。

约翰·波特曼呼吁[. 参见约翰·波特曼：《波特曼的建筑理论及事业》，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建筑师们必须把他们的精力从建筑物本身转移到环境上来了。” 确实，时至今日，环境问题已经形成了全球性的共识，今天的建筑师们需要考虑以往任何时代的建筑师都未曾遭遇过的生态环境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其次，我们再来谈一下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三大地带，居住在高原的居民，热情好客而喜掠夺；平原上的居民则易保守、拘谨和孤僻；海岸的居民则崇尚冒险，遇事冷静、沉着而机警。

这说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居住环境的影响。我们且以中国为例。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地带，它的西部边疆有着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一道一道的高山险阻，东、南面又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 太平洋，它的浩瀚令地中海无地自容，对于古人来说，这些无疑都属于天堑。这种看起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既为它隔绝了外来的威胁与挑战，同时也限制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造就了一种自足、内向、求稳定的文化性格。查考历史我们会发现，兵锋远指、饮马异邦从来就不是这个民族的兴趣所在，而一座防御性建筑(长城)却被这里的人们至今奉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再从个体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审美和价值的取向，除了受到遗传等先天因素和读书受教育等后天因素的影响之外，其实也深受其住宅形式的严格限制。[. 参见胡志毅：《世界艺术史·建筑卷》，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名人故居的真正价值即在这里。说起来，这也正是我们保留名人故居这种传统习惯的由来。

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外在的环境、建筑与人的精神气质、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容忽视的。建筑不仅仅是一个供我们居停的人造的构筑物，它的作用还包含着对人的一种精神力量，简言之，建筑影响文化。

当然，反过来，人们的观念形态也深刻地影响着建筑形态，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伦理、宗教和观念形态，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也都在其建筑物中反映了出来。正如汉宝德先生所言，建筑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建筑。无怪乎有人如此自信满满：“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让我们来举例说明。众所周知，西方古典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在他们的宗教建筑(神庙、教堂)上，而古代中国人的建筑艺术却是在最高等级的人(君主)的住宅(宫殿)中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即可从二者的文化传统中去寻。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这颇具理性启蒙色彩的儒学向以现实社会、此岸人生为主要关注对象，它教导人们“如何活着(How)”而不追究“为什么要活着(Why)”，在人生终极的生死问题上，它明显更侧重于生的问题，而对死的问题则基本上是持一种忽略甚至回避的态度，经典教条如“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等都是明证。这正是中国古代宗教神学思想和宗教建筑体系始终不够发达(相比较而言)的一个重要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