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注重内在的道德修为的人本主义文化，它以“人”为主体，不必倚仗本身以外力量的救赎，它不像中世纪西方的神权文化那样承认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而是专注于对人的内在道德良知的发掘来实现“自救”。如儒家求“仁”就是反求诸己，立下居仁由义的志愿，仁义便自然而至。中国文化的深层理念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舜何人也，余何人也”、“人定胜天”等等对人性和人的能力都抱持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相信人的“自力”的，中国文化相信自救是有可能的，相信通过自身的磨砺和修炼，人是有可能臻于道德至善的境界的。此种文化理念的先进性自不待言，但本着“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的原则，我们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在历史上，这也是人治传统的文化根源和民众盲从、神化帝王将相等“大人物”的心理基础。在这种文化里，最高等级的人(君主)的住宅(宫殿)成为最高等级的建筑物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再看一下西方。西方文明的走向在罗马帝国中后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由西亚希伯来文明衍生而出的基督教传入了欧洲，“两希”(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合流，形成了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此种文明一方面强调神权至上，另一方面又以承认人的“有限”和“有罪”为心理基础，对人性不抱过于乐观的态度，所以在其深层理念中对于人性之恶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本能的防范，“人(包括君主)是靠不住的”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从而就促使人们精心设计有效的社会制度来限制人(尤其是君主)的极有可能的作恶，以保障大众的权益不受侵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主专制这种东西在罗马帝国之后的西方世界不太容易行得通，从而也就导致了西方中世纪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体现在他们的哥特式教堂上，而不是在君主的宫殿建筑上。

文化对建筑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才被看作是精神理念的物化形态，是物化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