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金字塔之外，古埃及最著名的建筑当属太阳神庙。古埃及人信奉原始的泛神拜物教，高山、大漠、长河、空气、眼镜蛇、鹰、猫……都是其崇拜对象，众神祇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阳神，所以神庙中以太阳神庙居多。古埃及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惯于将各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守护神附会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因此太阳神的具体所指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变迁，鹰神“何露丝”、伊乌努的守护神“拉”都曾经担当过太阳神，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34年)埃及首都迁至底比斯后，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便开始凌驾于其他诸神之上，从此太阳神庙又称“阿蒙神庙”。

古埃及作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经济主体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君权至上，一如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法老也被视为“太阳神之子”，将政权与神权集于一身，具有绝对权威。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到后来甚至发展到法老宣称与太阳神相结合。据说当百官朝见法老时，必须下跪而且匍匐在他脚下，并以吻他脚前的尘土为荣。就这样，随着法老的神化，本来用于祀奉太阳神的阿蒙神庙也逐渐演变成为崇拜国王本人的纪念性建筑了。于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神庙建筑遍布埃及各地，用地面积在一个时期内居然占到了整个埃及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古埃及最大的阿蒙神庙是底比斯的卡纳克阿蒙神庙和卢克索阿蒙神庙。卡纳克阿蒙神庙的建造时间很长，它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133年—公元前1786年的中王国时期，一直扩建到公元前后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前后共营建了2000年之久，最终形成一片约25万平方米的巨大的综合建筑群，整体规模为世界宗教建筑之最。一再增修扩建的卡纳克神庙，到新王国时期已经成为可与古王国的金字塔相媲美的宏大建筑工程。这其中，尤以主神殿内密密麻麻排列着的134根粗壮大石柱最令人称道，其中中央通道两旁的12根带有伞形纸草花柱头的大柱，高达23米，每根柱子的直径约3.5米，为世界之最。杰克·特里希德指出，“在古代世界，柱子的象征意义极为重要，它代表着神明的力量和权威，也代表着生命力”，巨石柱作为古埃及神庙建筑的代表性构件，恰好印证此说。而后来欧洲诸地也多用柱子来象征国家政权，这显然又成为西方早期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曾受古埃及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据。

阿蒙神庙入口的式样颇具特色。一般都是以两堵高大的梯形石墙夹着一线窄窄的入口门道 —— 与中国汉阙之形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 整体看上去仿佛是整堵高墙中间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缺口两旁对称布置着一两组法老的圆雕坐像，雕像之前又竖有一两组方尖碑。这赫然耸立的方尖碑与角锥体的金字塔一样，也象征着对太阳神的崇拜。碑体造型为方形，向上逐渐收分，至顶端则与金字塔一模一样，成为方锥体。古埃及的方尖碑最高可达30多米，比例通常为10:1，其瘦削的剪影恰可反衬背景石墙的高大厚重，二者间的强烈对比使得各自的特点益发鲜明，丰富了入口处的立面构图。

与神殿内的巨柱一样，方尖碑也被看作古埃及神庙建筑的标志性构件。侯雷恩(Hans Hoiiein)说，“一切建筑都是有宗教意义的”，这方尖碑的形制显然与古埃及原始拜物教的偶像崇拜习俗脱离不了关系。有学者指出，碑、柱、塔类建筑直刺云霄的“垂直”结构，实际是指涉了“不可见”的、隐性的父权。正像弗洛伊德学派所说的那样，笔直或纵向的建筑都象征着“性”的意涵，即阳具崇拜，代表着以父权或男性为中心的野蛮与暴力，从而成为“权力”的最高隐喻。埃及神庙的巨柱是如此，方尖碑是如此，我们下一讲将要谈到的巴比伦的通天塔(即巴别塔)也是如此，它们皆为权力主体意志的形象化。可以说，这些赫然耸立的建筑物正是人类向自身环境拓展权力的方式，是文化向自然拓展权力的方式，它们宛如暴君，代表着对大地的支配。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欧洲诸地多用柱子来象征国家政权”的潜意识根源。

在古埃及，与埋葬死人的陵墓建筑和崇拜神明的宗教建筑相比，活人的居所原是微不足道的，但对“太阳神之子” —— 法老的居所则要另当别论。古埃及的王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法老的神性基础上，君权神化的程度非但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减弱，反倒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制集权制度的强化而与日俱增。发展到新王国时期，法老已经不再满足于“太阳神之子”的身份，而开始自诩为“众神之神”、“宇宙秩序之中心”了。至此，奢华的宫殿显然不再能配得上其至上的尊荣，于是便只好为其兴建神庙，以祭神的方式来敬拜法老。如卡宏城的法老王宫就已与太阳神庙结为一体，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新王国晚期的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304年—前1237年在位)为自己营建的岩凿建筑 —— 拉布·辛博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