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券商请到政府主持救市工作是一件怪事，就像是恭请往牛奶中放毒的那些“三鹿”主管来主持食品安全的工作，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但此类事情竟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财政部已经成了“高盛帮”发号施令的地方。政府部门通常是律师和经济学家的地盘。但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之后，高盛又领导了一场革命，高盛出来的高管占据了政府要职。

纽约美联储是一个要害部门，救谁不救谁主要是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说了算，但出面的都是纽约美联储。纽约美联储中就有从高盛出来的人。纽约美联储负责买卖政府证券业务的是威廉C. 达德利，此人从前是高盛的经济学家。纽约美联储董事会主席斯蒂芬·佛里德曼也是从高盛出来的，佛里德曼还担任总统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

高盛的一些退休的高管人员也被返聘到财政部工作。埃德伍德C. 福斯特帮助保尔森制定了救市计划。罗伯特K. 斯蒂尔当过高盛的副总裁，金融危机期间帮助保尔森制定了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援救方案，后来又成为Wachovia的首席执行官。

凡是从高盛出来的人，保尔森是真敢用。美国政府拿出7 000亿美元救灾，保尔森借此让政府大量收购次贷产品，而该项重要工作交给了只有35岁的尼尔T. 卡什卡里负责。卡什卡里在高盛期间为创业公司提供咨询，后追随保尔森进入财政部。此人很像是保尔森的小厮，鞍前马后，不离左右，还经常充当保尔森的耳目。J. P. 摩根讨论收购贝尔斯登的时候，保尔森没有到会，由卡什卡里参会并不时离开会场打电话通报最新情况。卡什卡里与《水浒》中的高俅有类似之处。高俅球踢得好，深得皇帝宠爱，成为鞍前马后的小厮，一直干到了太尉（相当于总参谋长和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卡什卡里只有35岁，任救市要职年纪太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受到的批评之一是，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年龄过小，许多案件很难明断——没有结婚、离婚或婚外恋的法官如何能够正确对待离婚案件中的第三者。证券监管也有类似的问题，35岁的人如何洞悉业内和社会中的种种难以明言的隐情。

卡什卡里是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还有工程学位。这样背景的人是开拓型人才，敢想敢干，但不长于善后。包括券商在内的许多公司，内部出了大问题之后，都是请律师事务所来调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头头因为发展女属下做情人而闹出丑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也是雇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来调查此事。[ Bruce Crumley. Sex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Scandal at the IMF, Time, October 21, 2008]批评保尔森和高盛帮的那些人也主要是法律教授。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米歇尔·格林伯格教授指出，卡什卡里可能是美国最聪明、最有才能的人，但将一个35岁的年轻人放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实在不妥。

有人说高盛出来的人到政府投身金融“救灾”是出于公心，是无私奉献，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权势者之间是比较高级的活动，并不做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买卖。利害冲突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美国政府紧急注资，随后财政部长保尔森向AIG派出了新领导埃德伍德M．利迪。利迪曾经长期在高盛担任董事。[ Julie Creswell and Ben White, The Guys From “Government Sach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08]高盛是AIG的一大交易对手，一旦AIG破产，高盛日子断不会好过，而且可能还会暴露出许多秘密。但只要AIG不破产，那么装满秘密的“黑匣子”就永远不会曝光。还有，高盛的前雇员为保尔森工作，如果他们与政府签的是短期合同，不算是政府的正式雇员，就不必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所以各方无从知道他们是否仍然持有高盛的股票。

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对“高盛帮”的批评不少。但那些从高盛出来当官的人并无羞愧之心——有羞愧之心他们就不出来当官了。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或许真以为自己是在解民于倒悬，功在国家，功在全球，而且还有人相信他们。1869年，高盛创建时只是一家销售商业票据的小店，但美国的“政客和监管者已被说服，相信高盛好了，美国经济也就好了”。[ John Gapper, Whatever is good for Goldma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5, 2008]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其能够延揽全世界人才。高盛也是延揽全世界人才，但高盛不可能尽揽全美国人才。为什么不能从其他券商处和其他部门多请一些专家。券商是个忌讳吃独食的行业，为什么没有其他券商出来批评保尔森的用人政策？也许是危难之际，大敌当前，救命要紧。高盛的人员愿意出来挑头，那么就让他们挑头好了，先渡过难关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