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没了，机会没了，京师也没救了！等到崇祯皇帝在三月初终于下了让吴三桂擒王的命令后，吴三桂的军队刚刚开拔，北京就已经陷落了。

身为国君，在危亡时刻不能力挽狂澜，反而为了谁的责任问题而与群臣纠缠不清，最终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反映出崇祯性格中懦弱的一面。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扛问题的，天塌了，你不扛谁扛？虽然你个头不高，但谁让你在最上面呢？如果你都不想承担责任，又有谁会愿意为你承担责任呢？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过一次。

崇祯十七年二月十日，总宪李邦华向崇祯帝提出了迁都南京的建议。根据李邦华的建议，崇祯帝可以以到孔庙圣地的名义出京，出京后直接南下去往南京。崇祯听后没表态，只说“知道了”。崇祯可不是没听进去这个建议，后来就在朝会上讨论这件事情，可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即便是南下，也应该是太子南下，而皇帝应该守卫社稷。“我这做皇帝的留在这儿等死，你们领着接班人躲风头去了，如果我这儿有个万一，你们立马拥护新皇帝即位，酒照喝，舞照跳，官照当，就皇帝我一个人和阎罗王下棋，真亏你们想得出来。那还讨论南下做什么？”崇祯于是冠冕堂皇地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这话说得显然违心，既然已经打算“死社稷”了，怎么还抛出南下这个议题呢？

末了，崇祯还给提出南下建议的臣子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废话，不打算逃跑你开会研究它干吗？准备组团到江南旅游？你就是有这个精力和时间，人家李自成还不干呢，他还想找你喝酒呢。自己没走成，还埋怨人家。大臣们一看风向不对，马上调转口风，纷纷表示放弃南迁主张。但崇祯不是不想南迁，只不过是他想代替太子南迁，于是就又大骂“光时亨阻朕南行”，光时亨因极力反对南迁而成了倒霉蛋。

崇祯可能觉得这话说得太露骨了，显得自己太想逃跑了，于是又回过头对提议南迁的臣子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说是“毋复多言”，其实崇祯是想做个姿态，让大臣们极力进谏，这样自己“盛情难却”顺水就把南迁的事情定下来了。可谁想，他这前后矛盾，一会迁一会死社稷的，搞得大臣们也摸不清风向了，迁也不是，不迁也不对，到底怎么着你给个痛快话啊！既然风向不清，那就闭嘴不说，于是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南迁没形成决议，崇祯的逃跑计划没能成功，此时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李自成没有马上开始攻城，而是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自己与崇祯皇帝谈判。杜勋带来了李自成的要求：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这样的条件，对于已经内忧外患的崇祯帝应该是最好的条件了。只要给了李自成一个官方身份，马上就可以解除起义军对自己的威胁，同时又为自己抗击满清增强了力量。可是崇祯又犯了老毛病，他不想落个“偏安”的名声。他希望找个替罪羊，此时在他身边的大臣魏藻德成为他的目标。

崇祯便问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那意思是：你说行，然后我同意，这事情就成了。可魏藻德不想背这个黑锅，他选择了沉默。崇祯于是再次发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依旧“拒绝回答”。没办法，崇祯拉不下这个面子谈议和，于是打发走了杜勋。杜勋刚走，崇祯帝就拍桌子摔板凳，并把魏藻德一把推倒，其气愤程度可见一斑。

崇祯不仅不能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也往往是“说得轻松，做得稀松”。

崇祯十年四月大旱，祈了几次雨都没效果，此时崇祯下了一道《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