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意味着健康检查，为城市把脉，并判断存在哪些问题。结论可能是“这城市有代谢危机，并已达成长容量的上限”。结果这城市无法达成它的目标，称职地扮演角色，彻底发挥潜能，而逐渐会出现机能障碍。鉴于我们的心态，因为无法看出其中的关联，而有“系统崩溃”（system breakdown）的危险。从历史观点来说，城市有机地成长，会满足他人需求并激发其需求，但也有某种程度的自动调节。随着人口成长失控，系统会承受高度压力，导致经济、环境与社会崩溃。在许多城市里有太多人缺乏足够的资源，但犹如恶性肿瘤般，你无法抑制它们的动能。正如贺比·吉拉德特（Herbie Girardet）所指出的，这城市机器的贪婪需求正“开始超越地球的生产力”。吉拉德特主张转向循环性思考，重新联结各城市的输入与输出；这样一来，每项废料输出都会被当作输入再加以利用。倘若资源回收是必要的，而废物是潜在资产，那城市就能提供自身资源，并减少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吉拉德特，1992年）。

继诊断之后，我们可以瞧瞧处方。切除是正确的疗法吗？或许该把城市切割为“都市村落”①？还是我们需要药物治疗？我们或许能倡议建立灵敏的资源管理体系、更有效地使用道路、改善设计、控制污染与赋税奖励，但这类因应措施本身无法提供解答。这些城市机能的基本条件虽然举足轻重，但不过是起点而已。可能影响治疗的人性层面，也许有助于人们发挥潜能，或激发既富创意又能持续的构想。从永续的观点来看城市，不仅能从根本上重新界定问题，也提供了可能的对策（请参见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著作，尤其是《优质城市形态》〔Good City Form〕，1981年）。

丰富的概念

拓展我们对诸如资本、资产、时间、永续性等关键用语的概念，借由将某个领域的有效概念转用到另一个领域，会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城市发展。例如，传统上资本仅用在财务资源方面，与资金流向及现金、珠宝或土地等资产有关。它的价值在于可转换性，因此能靠购买达成目标。我们若视资本为资产的综合体之一，能维持或有助于人的生活，那资本就能转为左右人类生存的更广泛资源基础了。在人类、社会、物质、自然、文化等众多资产中，财务资本不过是其中一项。人类资本包括人的技能、才华与健康；至于社会资本则包括能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并提供非正式安全网的人际网络与关系、团体成员身分，还有彼此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借由促进知识发展与分享，并协助创新，而提高了经济效益。自然资本则包括从水、空气到矿物等资源；而物质资本就是既有的基础设施。文化资本是促使社会凝聚的信念系统，还有文化机构等传播机制。经济形成主要的价值体系，并借由这些用语表达社会或文化议题，赋予它们崭新的正当性与隐喻力。然而，对新思维来说，要量化以这些不同形式资本所表达的质，却是项棘手的任务（伦敦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年出版的“永续性生活指南”〔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有助于加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