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似乎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凭借，一连串固定、规律的时间点预示着我们的活动，并赋予它们秩序。然而，我们的时间概念具有文化特殊性，并与经济结构有关。21世纪的时间，与前工业或工业时代的时间不同，而我们视时间为资源的观念也需要调整。在前工业时期，时间随自然运行，基本上是周而复始的。而在工业时期，则是以时钟或火车时刻表来监看时间。为了促进贸易，需要统一时间，并设定时区。工业时间为线性而规律的，并将一切标准化。倘若周期性时钟无法满足工业时期的需求，我们就不该假设，用以满足工业需求所形成的概念，将适用于后工业时期城市生活的千变万化的模式。我们始终需要可靠的节奏，以平衡对弹性的需求，但我们在全球世界中，如何认知并组织时间，却根本还不明朗（请参见1995年《民众季刊》〔Demos Quarterly〕的“时间压缩”〔The Time Squeeze〕）。

标准时间让各时区能实时通信，创造24小时的市场、购物、工作与娱乐休闲。城市生活的各种刺激令人觉得，时间仿佛朝我们排山倒海而来。这种新心灵地理搅得人心惶惶。在紧凑的时间内，有太多信息塞满太小的心灵空间。移动性进一步压缩时间，令我们在肉体上觉得难以调适自身。由于花较少的时间就能抵达，因此遥远的地方反而感觉较近：对伦敦人来说，巴黎就比康沃尔（Cornwall）近。

时间是项经济商品，为了穿越扩张的城市赶去上班，我们承担不起浪费这项资本。此外，它也是如人饮水般私人的东西，并反映出社会上的其他差异，如最贫穷的人却有最多时间可消磨，而较富裕的人却认为，他们没空去享受自身的财富。随着重心由财富转往福祉，能善用时间，而非只是填满时间的能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或许，后工业时代的新节奏会涵盖时间的使用权，还有使用它的相关责任。

永续性是这个时代的中心概念，它代表解读这世界的新观点，迫使我们思考传统的影响，并开展了跨世代平衡的概念。这彻底影响了我们对城市发展的概念，并意味着在不损及未来世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下，也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这个概念较丰富，需要超越环保主义，以重新设定心理、经济或文化概念。它该灌输新思维，以确认可永续的创意。

创意概念与永续性或许看似矛盾。永续性在面临外在冲击时，借由强调检验推论与弹性的必要，致力寻求发挥创意。同样的，它也延伸到其他领域：经济永续因应了长期维持收入的需求，或是采取经济发展创举，以解决诸如犯罪、缺乏信心，或是教育设施不足等问题。社会永续需要将社会排斥降至最低，并提高社会公平性，凸显确保当地小区实际参与的需求。至于制度永续，则需要架构得以长期运作。

政治永续虽较少列入考虑，但计划取决于政治承诺，或是对其长期可行性的容忍度。概念永续的重点则在于，需要内外一致以求长期的成功，其中部分有助于赢得政治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达成预期的结果。至于文化永续，则凸显了活动必须考虑文化背景的事实。所谓文化背景，就是透露人们生活模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最后，我们不该忘了感情永续。我们为了可能鲜少察觉的感情理由，而做各式各样的事；例如，教学永续取决于鼓励想入行者，或已入行者正面感觉的程度，以及所获报酬的程度（弗朗西斯·马他拉索〔Francois Matarasso〕已帮忙厘清这点）。令人快乐的并非较高的薪水，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偏好富裕加上消费者保护主义需求的福祉感（请参见阿盖尔〔Argyle〕，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