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赵孟■关于“古意”的论述，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涉及艺术家的自主，自己满意即可，而无需顾忌其他，甚至包括形似与否。这既是对绘画中再现目的和标准的巧妙回避，也是对精英身份的极端诉求。在笔法、风格和添加显着落款以表明特定作者方面，文人绘画比其他绘画模式更具鲜明的个性。其部分原因是这些书画的价值既出于作品的水准，也源自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或文学声望。文人绘画利用作品的独特性和着名作者所赋予的独特性，介入落款的价值系统。

元明文人绘画的另一特征是对地点的关注。许多这样的作品是山水画，并且常常描绘与画家相关的特定场所：溪流和山居、退隐和书斋、地方名胜或古迹。通过与艺术家或观者的生平或处境的联系，这些画作可实现个人化。

当我们将元明文人绘画中通过风格、书法和地域联系对个性化的强调与美学、品评上的自主诉求结合起来，似乎明了：这种绘画主要为有学识、但常被剥夺权力或缺乏独立性的士绅阶层界定一个文化独立的领域。尚古也表明这些精英（经常是富有地主）的保守倾向，他们对仕途和权势的渴望受挫于蒙古人的歧视或明代严苛的政治氛围。

《谢幼舆丘壑图》（图8-26）是赵孟■（1254-1322）所作的一幅手卷。赵孟■是宋朝皇族后裔，在元朝身居高位。此画的风格和题材体现了上述文人绘画价值和趣味的几个方面。生动的岩石和树木以精细的线条描绘，是千年前古风（见前图5-26、5-28）的视觉重现。作品内容涉及4世纪画家顾恺之的一则轶事，他解释其非同寻常的画像——丘壑之间的朝臣谢幼舆｛14｝——是品格的象征。因为谢幼舆自称卓绝不在庙堂之高，而在于一个丘壑之中高洁隐士的性情。赵孟■对这一题材的处理，视自己为流连于古意的人物，对在其所处时代为官心存矛盾。

古朴、装饰性的青绿风格是一种可以传达文人趣味的模式，但元明时期更为典型的样式是单色纸本水墨，能留下可辨识的笔墨痕迹。这使观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历创作过程，令绘画既是个人作品，又激发作品与观者的联系。因为我们强调过宋代艺术中女性文化题材和元代一些相关题材的重要性（见前图7-34、7-35、8-14），这里应该提及一位元代早期的着名女性艺术家，赵孟■的妻子管道升（1262-1319）。她有学识和涵养，能诗擅画，传世作品为竹石等文人题材水墨画。《烟雨丛竹图》（图8-27）是其中一幅意境清雅的作品，细腻刻画了生意盎然的修竹。该图卷题赠一位女性，是另一种女性文化参与模式的例证。

此类文人水墨画中最着名的作品是手卷《富春山居图》，落款为黄公望（1269-1354），1350年完成，用时约3年（图8-28）。其声名与影响，部分由于后来的收藏史，在18世纪被纳入宫廷收藏之前，曾在明代重要画家沈周、董其昌等人手中辗转。此图卷集中体现了文人审美的核心内容：个性化和作为过程的绘画。杭州附近的富春山既是画家的生活之地，也与一段政治引发的隐居经历相关。在给友人的题款中，黄公望记述当初兴之所至创作该画，此后三四年间逐步完成。｛15｝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此画是一种自传式记录，在秀逸层叠的线条和皴染中展现其创作过程。互补性的构图和形式元素相互作用，如密集的近景和空阔的远景，或淡墨勾皴之上再以浓墨描绘，这在黄公望精炼的画论《写山水诀》中予以表述：

繁处间疏处，须要得中……画石之法，先从淡墨起，可改可救，渐用浓墨者为上……作画用墨最难，但先用淡墨，积致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

（引自卜寿珊、时学颜：《早期中国画论》，262-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