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沈从文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腾起，将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了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还能保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也许张兆和这一生都不曾体会过沈从文的自卑。

建国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呈现，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不再是九如巷张家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这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①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二姐允和回忆她去看望沈从文——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事过了没多久，沈从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爱着张兆和，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甚至想去轻生。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于是，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