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谨言慎行，非常奉崇“沉默”二字。他外藏内敛的圆融之道，至今为后人叹服。

有一天，一个叫阎敬铭的人送给曾国藩一封密信。曾国藩心想，这是一封什么信，如此神秘？他拿上信一看，更加惊奇，信封上写的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胡林翼的名字。他拆开看时，才知道这是肃顺近日写给胡林翼的一封密信。信中说的是这样一件事：

江南大营溃败，皇上近来寝食不安；何桂清临阵脱逃，皇上更为愤恨。皇上打算在东南几省内选一个可靠的人代替何桂清，为此事垂询过几位亲贵大臣。皇上对肃顺说，拟授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说，胡林翼才学优长，足堪江督之任，但若调离，鄂抚一职则无人可代。皇上问，叫曾国藩任鄂抚如何？肃顺回答说，六年前，皇上命曾国藩署鄂抚，几天后又撤销前命，曾国藩想必心中不快。事隔六年，又叫他任鄂抚，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干脆叫曾国藩做江督。胡与曾是好友，必定会协调合作。那时上下一气，东南局面将有转机。皇上点头答应了。

曾国藩掂量一番后，认为东南数省只有自己最有资格任江督一职，看来肃顺说的是实话。从咸丰三年带勇以来，就巴望着能有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这一天眼看就要到了。这个时候的两江总督，其实就是与太平军作战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要站在这个高度上作一番统筹全局的安排。然而，过去历任两江总督的怡良、何桂清等人，都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或者看到了，但手中无足够的可直接调配的军队，也当不成真正的统帅。曾国藩是可以充当这个统帅的。他有自己的嫡系力量——湘勇，他要制订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用兵计划，大大扩充湘勇，指挥两江的绿营，做一个号令威严、三军敬畏的统帅。想到这里，曾国藩再一次涌起对肃顺的感激之情。

他要给肃顺写一封信，派人专程送到北京去，于是抽出一张纸条，执著磨墨。猛然，他记起了肃顺要胡林翼将信给他看的话，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他不应该泄漏出来。

曾国藩开始起用他的“慎言”的功夫。他心想，现在局势不好，皇上对汉人有疑忌。虽然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聩者，但他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肃顺曾与恭亲王关系较好，后来他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亲王也不放在眼里。曾国藩想，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亲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可谓势孤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岂是恭亲王的对手？肃顺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不是心怀叵测？

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惧。凡事祸从口出，懂得沉默才能保全自己。面对这样的大事，还是忍一忍，不要激动为好。

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按规矩办事，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后来，肃顺被人弹劾下台，有人弹劾曾国藩是肃顺的同党，但在肃顺处没有查抄到一封关于曾国藩与肃顺往来的书信。

曾国藩实际上是个勤于功名的人，但他不张扬，在隐忍中表现。他一边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打仗，一边关心着自己的政治命运。一天，他在京报首要位置上看到一则明谕：“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循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特谕！”

看到这则明谕，曾国藩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深知，在他离开京师，搞团练到现在十余年间，恭亲王一直是他在朝廷中最强大的支柱。咸丰帝在世时，恭亲王以皇弟之亲贵，力劝咸丰帝信任他，重用他，尽管遇到多方掣肘，满蒙猜忌，甚至咸丰帝本人也不甚放心，只因有恭亲王这座大靠山在，曾国藩始终还是受到器重的。当然，那时还有肃顺的大力支持。咸丰帝死后，肃顺被处决，但恭亲王拥戴功勋巨大，位居议政王，朝廷一切大事，皆出于恭亲王一手。恭亲王将曾国藩引为心腹，给予完全信任，直至节制四省兵力，成为三藩之乱后军权最大的第一个汉人。后来，曾国藩渐渐看出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是一个权欲极强，心机极多，手段极狠的女人，她不甘于大权旁落，与恭亲王常有龃龉。太后与恭亲王之间的不合，使朝中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处于军事最前线的曾国藩则更是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