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隐讳就不点破它

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但它却是危险的，弄不好会因言招祸，所以“智者不言”。在说话上，儒家同样反对夸夸其谈，反对不分场合和对象开口就说。在轻松的环境中，遇到大度开明的人，你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可能会被人看做有才华、有口才；而在“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环境中，你发表意见就怕是唯恐天下不乱了，向领导提建议会被看做是蔑视权威而目中无人，你极有可能因此而倒霉完蛋。

所以，同在春秋战国诞生的儒道两家出于对弟子的关心，都主张“慎言”。

在某些场合，绝对不能信口开河，而要选择恰当的语言；面对某些人，绝对不能头头是道，而要保持沉默。不论在任何时候，说话都是一门学问。

光绪六年，慈禧太后染上奇病，御医天天进诊，日服良药，竟不见好转。此时，朝中尤为焦急，遂下诏各省督抚保荐良医。两江总督刘坤一荐江南名医马培之进京宫诊。马培之，字文植，在江南被人誉为“神医”。于是一道圣旨从北京下到江苏，征召马培之进京。马培之家乡——孟河镇的人无不为马氏奉旨上京而感到自豪，可是年逾花甲的马培之却是欢喜不起来。他自忖：京华名医如云，慈禧太后所患之病恐非常病，否则断不会下诏征医；既然下诏征医，可见西太后之病已非同小可。此去要是弄不顺，只怕毁了悬壶多年所得的盛誉，还可能会赔上老命。

七月底，马培之千里跋涉抵达京都，即打探西太后之病况。其时，关于慈禧之病传说纷纭，有人传是“月经不调”，有人说是“血症”，还有一些更加离奇的传说。马氏拜会了太医院的御医，先作打探，却不得要领，心中不由十分焦急。后又连日访问同乡亲友，最后还是一位经商的同乡认识宫中一位太监，请这位太监向西太后的近侍打听慈禧患病的真实起因，以及有关宫闱之秘。果然，从这条黄门捷径传出了消息，使马培之大吃一惊：慈禧太后之病乃是小产的后遗症。慈禧早已寡居多年，何能小产？马氏吃惊之余，心中已明白了大半，也自觉心安了许多。

一天，马培之在太监的引领下，不知拐了多少宫巷，跨过多少条门槛，终于来到了金碧辉煌、侍卫森严的体元殿。只见四十多岁的慈禧太后，脸上虽然涂着很厚的脂粉，却难掩那血亏的面色。西太后先询问马氏的籍贯、年庚以及行医经历的一些细节，然后由太医介绍圣体病况。

当时在场的还有京外名医薛福辰和汪守正等人，于是由薛、汪、马三医依次为西太后跪诊切脉。诊毕，三位名医又各自开方立案，再呈慈禧太后。只见老佛爷看着薛的方案沉吟不语，再阅汪的方案面色凝重，此时三大名医莫不紧张，无不沁出冷汗。

但当太后看了马的方案后，神情渐转祥和，金口出言：“马文植所拟方案甚佳，抄送军机处及亲王府诸大臣。”

众人听罢，心中的石头落地，而马氏更是欢喜。马培之对慈禧太后的病因本来已心中有数，再切其脉，完全暗合产后血症。马氏在其方案上只字未敢言及妇产的病机，只作心脾两虚论治。而在方药上却是明栈暗渡、声东击西，用了不少调经活血之药，此方正中慈禧下怀。

西太后本来对医药就素有了解，见马之方案甚合己意，这是因为医生开的药方要抄送朝中大臣，既要能治好病，又可遮私丑搪塞众人之口，而马氏的药方正符合这两种要求。另两位名医薛、汪的方案虽然切中病机，脉案明了，在医术上无可挑剔，但免不了投鼠忌器而不合老佛爷的心意。

后来，慈禧服用了马氏的方药，奇病渐愈，一年后基本康复，马氏本人也深得慈禧信任。但是无论是在京都还是返归故里，马培之对慈禧的病因始终守口如瓶。

这很说明问题，一个人如果眼睛不管事，无论什么时候都看不出门道来，便不会引起重视；但如果你眼睛很管事，凡事总能看出个门道来，而且言辞无度，这样更容易得罪人。所以会共事的人，对于一些隐讳的事，一般都是看破不说破，这样才容易使对方不得不敬重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更多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