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国库券成就第一桶金 推门就进促承购包销

工资袋里塞进几张国库券

中国政府有很长一段时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大家很自豪。后来中国人的想法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肯借了。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1973年冬，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借到一笔款，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提供了一笔93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引进一米七轧机（如果是在今天，武钢股票会大涨），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

中国政府也重新开始向人民借钱。

1979年和1980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哪哪都要钱用。1981年怎么办？要按过去的想法，咱勒紧腰带也得把花费压下去，量入为出，打死不弯腰，饿死不借钱。但在编制1981年的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之说：国债还是要发的，这只是个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黑猫白猫，哪能为手段而损害目的，为面子而饿肚子？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国债叫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改革了就不能再用这些名字，西方国家有国库券，咱也叫国库券，不用给它们专利费。1981年中国开始发行国债。

国债是一张纸，要想叫人们接受，需要做工作。

政府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友情加盟。第一届推委会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后来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也奋力担纲。

这个推委会是无比强大的，比当时北京市政府推销大白菜，比后来一些地方政府推销当地生产的香烟啤酒强大得多。强大是因为事儿难办。

国库券发行几年了，推委会经常收到来信，控诉有人不和大家商量，在工资袋里自作主张就用几十元国库券把工资换了，这算哪门子自愿？还有山里农民抱怨，国库券终于到期了，搭长途汽车到县城去兑换，一打听，好嘛，人家一三五办理，二四六不办，上午办理，下午学习，跑了几趟花的车钱比国库券本息还多，这国库券谁还敢再买？

这里说了国库券的两个问题，一是发行，二是兑付，都闹得大家不高兴。其中还有一个更不高兴的，就是国库券没到期想变现怎么办？

于是，钱贩子或翻山越岭去摆弄农人，或招摇闹市蛊惑市民，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农人市民忍痛割爱，不仅是金融意识问题，还是需求，就缺钱了怎么办，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诱使大家忍痛割爱的不仅有钱贩子，还有企业、机构和单位，于是从个人行为变为组织行为。

在湖南益阳市，1987年6月以来，一些企业收取国库券，推销积压产品，8月下旬达到高潮，有时三四百人手持国库券，围聚在一家工厂大门争先购货，工厂营业有时到晚上9点多，日收券高达2万多元。有的单位还公开贴出告示，以50%～70%的现金折合率，以国库券交易货物。8月下旬，益阳市政府组织了工商、财政、银行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到4家收券销货企业查账，共查获非法收取的国库券10余万元。

1987年10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个内参，刊登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谈国库券买卖问题。其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

1988年3月，财政部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允许1985年和1986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向机构发行的怎么办？）；交易价格随行就市；必须在国家指定开设的中介机构内进行买卖；国库券交易实行自营买卖和代理买卖两种形式，中介机构应每日公布自营交易价格，不得有行无市；自营买卖中介机构可以取买卖价差，价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所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1.5%，代理买卖价格由委托人指定，代理机构向买卖双方收取的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6‰。

1988年4月起先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7个城市，6月又放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400个县级市都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