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穿Kenzo的女人》的我们都心知肚明，这部接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可为吕大乐的考察提供最佳佐证；是的，在这部看似以爱情追求为主题却又远远不止于谈情说爱的城市小说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香港“本土文化独立宣言”。

自我书写

《穿Kenzo的女人》如何书写她的“独立宣言”？主要透过两个路径：一、 价值座标的确认；二、 语言策略的拓建。

《穿Kenzo的女人》所确认的价值座标，若用当下的流行用语来说，固然是以“中环价值”作为主轴，但值得注意的是，财富的多寡固然是最起码的成败判准，可是在赤裸裸的钞票之上，亦有“品味”高低的好坏区别，当一个有钱的人欠缺了高尚的文化品味，在钱玛莉和她的朋友们眼中，顶多只算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这难免让人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常常强调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文化习惯”（Habitus）等分析概念。

Bourdieu名著《区隔：对于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s：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仔细考察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日常生活实践，指出所谓“高尚品味”与“普罗品味”之间的价值差距主要在一个博大而分殊的象征符号系统内被建构、被维系、被强化和被使用，这个系统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展现在具体的商品消费行为之上，什么阶层的人住什么房子、用什么家具、喝什么茶、用什么杯子、开什么汽车、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报……统统成为其身份高低的标示图腾。一方面，人们物以类聚，同级者互通声气，异类者互有排拒，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彼此之间互有距离；另一方面，符号系统的价值意义亦显露于消费行为的“仪式礼教”上，即使都是有钱人，都负担得起同一品牌的昂贵商品，但不一定每个人都懂得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去使用、享受商品，诸如旅行时的节目安排、喝红酒时的端杯手势、穿衣服时的颜色配搭、聊天时的谈吐修辞等，一不小心，略有失仪，皆容易让所谓“上等人”失去形象分数。Bourdieu不断提醒我们，城市新兴的小资阶级努力透过各类文化言说策略（尤其对于大众传媒的运作介入）掌握了对于“高尚品味”的诠释权力；若用通俗的语言说便是，他们既赢了里子，也赢了面子，他们内外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