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本土城市文化恐怕亦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品味区隔”历程，在这过程里，TVB和《号外》扮演了不一样的诠释角色，如果前者属于街坊普罗，后者便是中环宇宙，《穿Kenzo的女人》代表着《号外》，吹响了关乎“文化品味”的圣战号角，作者不仅透过故事中人的爱恋迷梦辨认、建构了一个对于绝大部分香港人来说肯定是炫目的、华丽的、陌生的商品符号系统（从服装到发型、从食物到音乐、从住屋到装潢、从旅游地点到做爱场地，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起居生活所需无不成为书内人物的品味区分判准），以区别于TVB的电视艺员式的消费形态（狄波拉和何守信的穿着打扮便在书内屡遭调侃），更常直接借作者之口对这系统进行意义诠释，反复告诉读者：这是好的，那是坏的；那种吃法是好的，这种吃法是坏的；这样的选择是好的，那样的选择是坏的。透过说故事，钱玛莉其实亦在对香港说着大道理。

但必须注意的是，吕大乐说“理直气壮地、毫无歉意地从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是《号外》的特色之一”固然是对的，可是“香港人”亦有阶层属性之分，钱玛莉所代表的正是某类独特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别忘了当时也有另外几群本土年轻人分别搞着《70年代双周刊》和《年青人周报》之类的刊物），这群人掌握了大学精英教育的文化资本优势，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香港社会里，介入传媒，高谈阔论，利用不同的书写、言说位置辨认、建构自己的文化阶层和“次阶层”；换句话说，他们其实不仅在“反映”本土社会的某个文化阶层的存在状况，更同时在催生、促成、整固这个文化阶层的存在意义。在各式各样的商品消费和消费仪式里，透过分殊策略，这类香港年轻人发现了自己、宣示了自己、也肯定了自己。（我又联想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Catherine Vance Yeh在《Shanghai 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书中的分析，晚清“上海才子”在笔记、章回小说、游记、冶游品监等写作和出版过程作出了“自我书写”，认清了自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