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主张，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平等的和无效率的。但贫困、腐败、公共福利设施和私人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导致低效率的垄断等(这些概括起来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也并不总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伴而生。尽管不平等和无效率令人反感，但也没有科学的法律和历史证据证明，为了能持续存在，一种经济制度必须符合公平和效率的标准。不过，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即将到来的资产价格崩盘、就业崩溃的威胁与加速的通货膨胀、猛烈的投机行为的威胁之间摇摆不定，那么它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尤其是当上述威胁被人们不断感受到之后。如果市场机制运转良好，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控制因经济周期引起的不确定性，以便指导投资的预期能够使经济处于平稳健康的状态。

里根政府和它的施政方案主要是在1981年形成的，尽管当时是对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一种应对，但它是基于对当时问题的误诊，以及一种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协调的经济运行理论。人们忽视了导致20世纪60年代如此显著不稳定的金融脆弱性。放松监管的驱动以及通过持续的大规模货币控制和失业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努力虽然成功了，但加剧了金融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1960年、1970年、1974－1975年和1979－1980年间异常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时断时续的危机中，最终贷款人干预被用来掩盖脆弱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但在80年代却成了实质上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1982年年中的那次金融危机，出现了俄克拉荷马州宾夕法尼亚广场银行倒闭和墨西哥比索的崩盘，经济好像被带入了一个具有永久金融风暴的制度。在1984—1985年，我们见证了通过最终贷款人干预成功重组了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为阿根廷进行再融资，挽救了俄亥俄州和马里兰州储蓄保险机构的崩盘，而且避免了农业州中可能出现的大范围银行破产。在20世纪80年代，遏制不稳定性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这与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政策的任务大不相同。

持续的失业和破产以及公司和银行难以为继，根本上把劳动力从收入导向型转变为就业保障导向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再保证劳动者实现就业；劳动者得到的唯一保证好像就是“有权”制定一个作出让步的工资安排。工人们作出这些让步就意味着，成本推动导致的经济周期被削弱了，同时也意味着因工资增长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比经济扩张期少了许多。如果里根改革没有造成不稳定性恶化的预期，就像很多经济和政治中的情况一样，改革的影响有时不会被全部察觉到。即使意在实现强劲复兴的赤字会使里根主义者取得显而易见的成功，也会埋下又一轮通货膨胀、危机和严重衰退的隐患。

经济系统不是自然界。经济体是一种由立法或发明创新进化过程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政策能够改变经济的细节和总体特点，经济政策的形成涉及经济目标的界定以及经济和社会制度决定实际经济进程的意识。

因此，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制度设置和一系列制度的作用机制。制度是通过立法形成的，也是不断完善的结果。一旦通过立法形成制度，制度就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并且根据市场进程不断发展。在动态的世界中，我们不能期望总能够解决制度体制的所有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总是忙于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如果一种制度安排包含了对所处时代相关过程和目标的最好诠释，就应该让这种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相关政策也要被限制在该制度框架内运行。只有当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良表现变得非常明显和严重时，才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现在就到了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