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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杰瑞?斯特恩正在为国际性的儿童慈善机构“救助儿童”（Save the Children）效力。他受命去越南为该组织开拓一个新的分支机构，越南政府已经邀请该组织去该国帮助解决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但是，当斯特恩来到越南的时候，欢迎他的人却寥寥无几。越南外交部长让斯特恩明白了一件事情：并不是政府里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的到来。部长告诉斯特恩，“你有6个月时间去改变这种情况。”

他是跟自己的妻子和10岁的儿子一起来到越南的，他们都不会说越南语。“当我们抵达越南的时候，我们在机场里就像是孤儿一样。”斯特恩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只有很少的工作人员能帮斯特恩而且相关资源也非常匮乏。

斯特恩尽自己最大努力阅读了有关营养不良问题的资料。这个问题的一般观点认为，营养不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所导致：糟糕的卫生系统、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缺乏容易获得的洁净的水，以及农村的居民往往忽略了营养问题。

根据斯特恩的判断，所有的这些分析都是“TBU”——正确但是无用的（true but useless）。“数以百万计的儿童等不到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他说。假如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前提是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洁净的水以及建立卫生系统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都得不到解决。尤其是在只有6个月的时间，且几乎根本没有资金投入的前提之下。

斯特恩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他前往农村与当地孩子的母亲们见面。这些母亲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并将每个孩子的体重记录下来。接着，斯特恩跟母亲们一起分析这些数字。

他问母亲们： “你们是否见过那些在非常非常贫困的家庭里成长，但却比那些在一般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块头更大而且更加健康的孩子呢？”母亲们一边看着这些数据，一边点头说：“Có，có，có。”（是的，是的，是的。）

斯特恩说：“你们的意思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村子里的贫困家庭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是可能的？”

“Có，có，có。”（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些家庭正在做些什么吧。”

斯特恩的策略是在当地社区里面寻找闪光点——成功且值得推广的例子。假如说在那些不利的条件之下仍有一些孩子能健康成长的话，这就意味那些所谓的营养品并非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这些在不利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健康孩子也说明，寻找到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可行且短期见效的解决方案是有希望的。斯特恩知道，他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是，假如有为数不少的孩子们能够在贫困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的话，那为什么不推而广之让所有的孩子都健康成长呢？

请注意，这里斯特恩正在努力把焦点放在母亲们头脑里的那个骑象人身上。这个概括性的话题——为了让你的孩子更加健康，你能够做些什么？——并非简单易行，它太大了，而且还不是立刻就能够开始做的。母亲们需要的是方向，而不是鼓励。毫无疑问，任何母亲头脑中的大象都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更加健康。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记着“1%脂肪含量牛奶运动”的影响力吧，是它让一个抽象的理念（“吃得更加健康”）变得切实可行了。斯特恩所说的是，我们不要团团坐着分析什么是“营养不良”，我们就去研究那些做得好的母亲到底正在做些什么吧。

第一步，斯特恩和母亲们必须把成功案例中那些并非“典型”的案例给排除在外。例如，有个男孩可能有一个在政府工作的舅舅，所以他可能有办法给这个男孩提供额外的食物，而其他的家庭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为了认清楚成功的母亲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情，斯特恩和母亲们还需要去综合考虑以往养育孩子的“约定俗成的做法”。在跟那些孩子的母亲、父亲、哥哥姐姐以及祖父母们交流之后发现，当地的养育习惯异常简单，孩子们跟家庭的其他成员一起一天吃两顿饭。而他们吃的食物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主要是柔软而且纯净的食物，例如品质优良的大米等。

对这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有所了解之后，研究人员们来到了那些出现成功案例的家庭中。他们仔细观察那些家庭中所有不同的地方，而且也的确观察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首先，成功家庭里的母亲们给她们的孩子一天喂四次饭（跟其他的母亲们喂食的食物总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通过喂四次而不是两次的方式）。普通的家庭虽然每天只给孩子喂两次饭，但每次进食的总量却更多，而这对孩子并无益处，因为孩子们已经营养不良的胃无法一次消化那么多食物。

喂食的方式也不一样。绝大多数父母们认为，他们的孩子知道自己的需求，而且能够使用公用的碗来自己吃饱。但那些更加健康的孩子们，则是由父母来更加积极地进行喂养的，必要的时候父母还会亲手喂孩子吃饭。而且当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仍会鼓励他们多吃点东西。这跟习惯的饮食方式也是不同的。

或许更加有趣的是，更加健康的孩子吃的是不同种类的食物。这些孩子的母亲们在稻田里面收集了小虾米和小螃蟹，并把它们掺进了自己孩子的米饭里（小虾米和小螃蟹是成年人吃的，他们不认为这些是适合孩子们的食物）。这些母亲们还在米饭里加进绿油油的甘薯叶——以往也曾被当成低级食物。不管这些食物显得有多奇怪或者“低贱”，这些食物种类的创造性改变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功：它们能够给孩子们的饮食中增添非常需要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作为一个局外人，斯特恩永远都不可能预见到这些创造性的喂养方式，而且他对甘薯的绿叶一无所知。这种解决方案是本地化的，源自村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它在本质上才是切实可行且能够合理持续下去的。但是，仅知道解决方案还远远不够，要想获得真正的改变，很多母亲都需要去采用这种新型的喂养孩子的方式。

每一个与斯特恩身处同一环境中的人，都会有做出一种宣言的冲动，并呼吁村民聚集起来而且公布一系列建议。每个人都注意啦，我已经研究了你们的问题，而现在我有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下面就是斯特恩战胜营养不良的五条规则。

但是，斯特恩却没有做出什么正式的公告。“知识并不会改变行为，我们都遇到过疯狂的心理医师、肥胖不堪的医生以及离了婚的婚姻顾问。”斯特恩知道，告诉母亲们正确的喂养方式，并不会改变她们的所作所为。在她们对采用目前感觉有点异常的做法感到习以为常之前，她们必须不断练习和实践它。

当地设计了一个由50个孩子营养不良的家庭所组成的项目，并以10个一组为单位分成五组。每个小组的家庭每天在一间小屋中碰头，并在那里一起给孩子准备食物。每个家庭都被要求带着小虾米、小螃蟹以及甘薯绿叶前去。母亲们用肥皂洗干净手之后，一起烹饪食物。斯特恩说，妈妈们正在“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最重要的是，这是她们自己的改变，且源自本村当地的智慧。斯特恩的职责是帮助这些母亲们去发现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让她们知道以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营养不良。

通过组织这些烹饪小组，斯特恩已经把骑象人和大象都动员了起来。母亲们头脑中的骑象人得到了异常具体的操作指南：如何用小虾米、小螃蟹和甘薯叶来烹饪一顿可口的饭菜。而她们的大象也获得了一种感觉：希望。这的确是一种让我的女儿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而这还不是特别的困难——这是一些我也能做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外界的环境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当所有其他的母亲们都行动起来之后，不这么做的母亲会感到一些压力。于是，这些烹饪小组实际上在改变着当地的文化。

最重要的是，那些成功的案例解决了这个“并非由本地发明”（Not Invented Here）的问题。对于“从外面而来”的解决方案，有些人总是怀着深深的戒心。想象一下，假如美国的政客们提议采用法国的医疗健康体系的话，那将在公众那里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呢（反之亦然）。人们总是觉得，只有自己所在的群体才是最聪明的。

通过在当地寻找能够帮助他进行改变的成功案例，斯特恩确保了所获得的解决方案是本土化的。假如他所推广的解决方案是从其他村子里得来的话，他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质疑。当地的母亲们会百般挑剔说：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或者我们的环境比那些更加复杂，所以这些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会有效的。

先去寻找闪光点，然后一次解决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这并不令人惊讶。成功、进行改变的尝试牵扯到了整个框架中的三个部分：骑象人、大象和环境。（在这本书中，当我们要去解释这个框架中的某个部分时，我们都会提醒你不管何时何地，这三个因素几乎都是相辅相成的。）

在斯特恩来到越南的村庄6个月之后，65%的孩子获得了更好的喂养并且一直持续了下去。稍后，当埃默里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人员来到越南并且搜集独立的数据时，研究人员发现在斯特恩离开之后出生的孩子和之前那些直接受到斯特恩研究帮助的孩子们一样健康。这为证明改变具有持久性提供了证据。

斯特恩的成功经验开始被传播出去。“我们在这个项目的不同阶段，首批都会选择14个村庄，然后把它们当成是社会性的实验室。那些希望复制这种喂养方式的人们从越南的不同地区来到这些地方。每天，他们都能够来到这些作为‘社会性大学’的实际存在的村子里，触摸、学习、探测、观察、聆听， ‘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村庄，直到取得成功之前他们一直在贯彻执行这个过程。这个项目一共影响了越南265个村庄里的220万人。我们的‘社会性大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模型，它们能够教育村民们如何戏剧性地减少越南的营养不良状况。”斯特恩说。

没有比这更具英雄气概的故事了。在减少营养不良问题上，在预算短缺的前提之下，斯特恩和他信念坚定的小团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使这个故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家，他们也并没有带着所谓的解决方案前往当地。事实上，他们所具备的，只是对于成功案例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