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有人在黎明时分到这里来拉琴呢？看来睡不着的人可真多啊。或者，那琴声实际上来自于我的幻听？我又想起自己小时候学琴的事儿来。我母亲乐团的同事都说，我的手指先天就比一般孩子长，听觉也灵敏，最适合拉小提琴了。但是苦练了十年，挨了无数顿暴揍，好歹磨出来的一点童子功还是被废掉了。作为一个常年在合奏声部被“大拨儿轰”的琴手，我母亲本来就很失落，而我的半途而废则让她的懊丧达到了顶点。记得那天，她和我父亲彻底放弃了把我培养成“一个艺术家”的希望，她把我的琴装进盒子里，踩着凳子放到大衣柜的顶端。放好之后，她忽然扭过头来，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了一句：“你这辈子都干不成什么事儿。”

还真是被她言中了。在我看来，她那句话并不是一句抱怨，而是一句预言、一句诅咒。此后，那把琴就一直被放在那里，仅仅拿出来过少数几次，而每次再拉，心情都会特别灰暗。我前老婆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听说我学过琴，好多次要求我为她奏上一曲，但都被我坚定地拒绝了。“我现在能拉的，只是一泡屎了。”我这么说。

圆明园里的琴声转入了慢板部分，哀伤、沉静、底蕴十足。即使隔得这么远，每一个细微处都丝丝入耳。那孙子一定有一把颇为名贵的好琴。而细听了一会儿，我更怀疑这是自己的幻听了，因为他拉得太好了，无论是情绪还是技术都无懈可击，几乎比我在CD里听过的海费兹的版本还好。学过琴的人都知道，完美的演奏只存在于乐手的脑袋里。

我想用手指捅捅身边的姚睫，问她是否听到了琴声。但看到她屏息凝神的样子，心想：还是算了，也许她和我一样也在幻听呢？那样的话，要是我“点醒”了她，远方的琴声会不会就此消失了呢？我们就这么傻乎乎地坐到了天色大亮。像被太阳照化了的雪人，姚睫先打了个哈欠，露出如愿以偿的表情，说：“困了。”

琴声戛然而止。我看看表，公园已经快要开门了。半个小时后，晨练的老人纷纷入园，开始舞剑、跳舞、合唱《歌唱祖国》，我们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了出去。

“买票了么你们？”一个管理员狐疑地看着我们。

“刚扔了，犯法么？”我反问他。

连接上地和中关村两处的干道上，由北向南的车辆正在排队。又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作日。我们绕了一公里路，在路边找到了车，我把姚睫送到了“前八家”的一个巷子口。一条黄狗蹲在“驴肉火烧”铺子的门口，等着早上的第一轮剩饭。

“那我回去了。”

“走吧走吧。”我揉着眼睛，向她挥手。

她走了两步，我又摇下窗户叫她：“东西掉了。”

坐车的时候，她那鼓鼓囊囊的棉衣口袋裂开了嘴，露出一只手套和一本书。手套被线牵着，在她脚踝的上方晃来晃去；书则敞着肚皮，躺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一夜没睡，谁都不免丢盔卸甲的。我扫了一眼那书的封面，好像叫《诗歌，自由的边缘》——或者《自由，诗歌的边缘》？总之是几个玄而又玄的词儿的排列组合。北大东门外的“万圣书园”总摆满了这类书，乍一看似曾相识，看完后又根本记不住。

“够学术的你，想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呀？”我笑着问她。

她瘪了瘪嘴，迅速从我手里把书抽走、揣进口袋里，然后弯着眼睛对我说：“你是好人。”

自从第一次见面，她一直用标准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的普通话与我交谈，因此这句四川话的感叹，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直到她一颠一颠地消失在巷子里，我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你是好人”。这是《围城》里苏州小寡妇挑逗李梅亭教授的台词，又让我回忆起自己在B哥那儿留下的笑柄。总之我一晚上没睡觉，换来了这样一句好评语。

我把车开到清华南门外的一家兼卖早点的饭馆，伙同一群上班族吃了碗馄饨，又啃了一张鸡蛋饼，然后趴在桌儿上眯了会儿。早高峰过去之后，我才回家去，一觉睡到了中午12点，什么也没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