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说，和姚睫出来厮混的那一夜，只意味着这样一件事情：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而已。此外什么也不说明。而我一来游手好闲，二来自以为并不招人讨厌，认识的异性自然不少。尤其是我前老婆刚把我踹了的时候，混蛋事也不是没干过，薄幸人也不是没当过。对于那些随机出现又随机消失的姑娘，我基本也学会了抱以一种“随机”的态度：既不死乞白赖地把她们往床上扯，给自己的裤腰带上“增加一枚勋章”；也不刻意疏远，让人家觉得我先“心虚了”。

有段时间，我还交往过一个相对固定的“女朋友”。她原本是马流氓他们报社的记者，后来跳槽去了一家美容化妆方面的杂志。万幸的是，那是一个比我更为开通的姑娘。第一次见面，她就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为什么啊？”我假装很好奇地说。

“不能怪你，”那个长腿“大蜜”豁达地说，“都是咱们这个社会的旧观念在起作用——我父母不能接受二婚的女婿。而且虽然你有房子住，但是又那么小，还是你父母单位的公房……”

“既然如此，你出来见我干什么呀？大伙儿都挺忙的。”

“老马说你特好玩儿，我想看看究竟是怎么个好玩儿法。”

本着“好玩儿”的精神，我请那姑娘到新开张的“欢乐谷”坐了趟嗷嗷乱叫的过山车，又到什刹海边上的饭馆吃过几次饭。她则发挥专业特长，教我借鉴一个香港胖潮人“Wyman”是如何穿衣打扮的。据我观察，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开心，神采飞扬的；而我带着一个走在路上有人回头的妞儿，心里也很惬意。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当过平面模特，但是从来不嫌我的雪佛兰车档次低，还弄了两个洋娃娃放在我的后座上。

约过几次会之后的某天晚上，她忽然给我发了个短信，再一次开诚布公地说：“我想使用一下你了。”我便在自己家洗漱干净，开车穿越半个北京，到东三环的一个小公寓里去供她使用。整个儿过程，我都有一种被临幸了的感觉，但也没有特别的反感，还乐得被她摆布来摆布去的。打那以后，我们就结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定期吃饭，轮流请客；她闲来无事的时候，就把我召唤过去“使用”一下；她加班的时候，则烦躁地让我滚蛋。

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咱们以后就做普通朋友好啦。”

“你说的是那种不能性交的朋友吗？”我说，“使腻歪了？”

她说：“那倒没有——只不过我要结婚了。我爸妈到中山公园替我相亲，挑上了一个电子工程师，刚从宾夕法尼亚回来，还在美国大学的篮球队打过替补呢。”

“那多好啊，中国人在篮球方面取得这个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也赞道，“他身体一定很好，你以后一定很幸福。另外说一句，你将来可不能撺掇他揍我。”

然后她就快乐地结婚去了，再没找过我。这种干净利落脆的生活态度，真让我欣赏。后来有一次，我参加马流氓他们报社的招待会，她也带着丈夫来了——端的是条好汉子，现场给我们表演了“原地起跳摸高三米二”的绝技。她还专门把她丈夫引荐给我，说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很帮助她”。

马流氓对我偷偷坏笑：“她像不像在给老公介绍——你看，这就是我用过的充气娃娃？”

我却一点失落都没有，反而听出了马流氓嘴里的醋意。我怀疑，那姑娘当初是他上手不成，才赌气介绍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