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和姚睫见过面之后，我却有点隐隐地不安起来。她不动声色地对我施加了和其他姑娘不同的影响。从表面上来说，就是让我的心情明显好了，精神也莫名其妙地亢奋了起来。进入30岁之后，我的精力开始不济，熬夜的本领大不如前；每次被迫晚睡，都要缓个两三天才能恢复。但从圆明园回来的那天，我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坐卧不安地爬起来，去找B哥胡扯淡了。“你是不是嗑什么药了？”B哥说，“今天表达欲这么强，语无伦次得像个低年级文科学生。”

下午去单位点卯的时候，办公室的大姐也说我“红光满面”。我特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打量了一会儿自己，仍然看到一个脸部松弛、眼袋浮肿的人，不过眼角里藏着的那丝笑意却是触目惊心的。我故意咧嘴，观察因为吸烟而被熏黄的牙缝，又从侧面审视着自己腹部的曲线，劝自己：省省吧你，别一开春就闹了。

两天之后，我去了趟哈尔滨。那边的冰雕节已经接近尾声，因此本轮邀请的都是些毫无分量的媒体；而各单位作为回应，也指派了一些最不重要的人过去，有些报社居然连仓库保管员都上阵了。在那些老弱残兵之中，我倒成了看起来最体面的一个，又仗着自己是“北京来的”，心安理得地霸占了当地旅游局的女接待员，和她“大哥大妹子”的搭得火热。那是一个两眼微微发蓝的少妇，据她说，这是因为她姥姥是白俄罗斯人。她中午招待了大家一顿杀猪菜，晚上又专门请我到著名的“梅华”西餐厅吃了罐闷牛肉。这种饮食搭配充分体现了她的血统特征，结果把我的胃吃坏了，搂着马桶吐了几个钟头。

次日，到了冰雕节现场，游客寥寥无几。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许多雕像已经开始融化了。一个“希腊少女”的样子最凄惨：满脸是泪，胸围活脱脱小了一圈，裙子底下流了好大一滩水。大家围着她怜香惜玉了一番，就算结束了本次采访。因为返程票定的是三天以后，“记者”们这段时间没有事做，旅游局便找了辆大轿子车，把大家拉到郊区的景点去玩。我谎称自己要去看个同学，一个人在这座中国最北的大城市里闲逛起来。

三月快到了，就连这里的空气都有了暖意。而北方姑娘又以奔放著称，纷纷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裙子，腿上只裹上一条连裤袜。这里还特别流行皮草，很多女孩都穿着真假难辨的“水貂”挤公共汽车，大长腿在衣角底下若隐若现。因为见识过一个混血儿，我开始怀疑那些格外明艳的姑娘都有异国血统，但经过“娱乐场所”门口时，她们的口音又让我如此踏实：“大哥，找个妹儿唠唠嗑儿不？”

参观过文革时武斗之风最甚的“哈工大”和“哈军工”校园以后，我彻底无所事事，便找了家新开的电影院，连轴转地看了起来。这里的电影档期比北京落后一段时间，票价也便宜，我正好把去年没来得及看的几部引进片补上了课。放映厅里没什么人，几对情侣各自占了一个把角，也不看片子，自顾自地在黑暗里吭吭叽叽；我则一个人坐在五六排中间的位置，感觉像一个负责“艺术审查”工作的领导同志。记得曾经有人说过：什么时候电影院里孤身一人的观众占了大多数，才说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式繁荣了起来。看来还差得远呐。

那天在看吕克·贝松指导的动画片《雅克和他的迷你王国》时，我的腰上酥了一下，像有什么小动物不安分地动弹着。我把手机拿出来，看见是姚睫的号码，几个数字在黑暗里幽幽地闪烁着。电影正演到关键的情节，男主人公领着一帮虫子发动了革命，眼看就要推翻另一帮虫子的反动统治；我却低下头，像脑供血不足一样发着痴，将她的号码看成了一排无意义的数字组合。过了一会儿，我感到面部肌肉有点儿酸痛，这才发现自己方才一直保持着笑容。

我迅速按了两下键，看了短信的内容。姚睫问我：你还好吗？你在干嘛呢？

我发短信回答她：看电影呢。

在哪儿看？看什么片子？她问。

我告诉了她片名，又评论道，这片子意思有点，但是不大，肯定赶不上导演的成名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随后，我告诉她，我到哈尔滨来了。我想问她喜欢吃这里的什么东西，比如红肠和鱼子酱罐头什么的，俄国产的伏特加我也可以给她带点，但又觉得这话太轻佻了。两秒钟之后，我转念想：自己长期以来，不正是这么轻佻么？越是不熟的异性，越要作贴心贴肺状。这是我的风格，我得对她一视同仁。

对于我的示好，她很不见外地回答说：红肠，我喜欢吃红肠；鱼子酱太咸；伏特加来一小瓶就可以，听说那边流行“苏联红牌”。我回答说好，她转而又跟我聊起电影来：《这个杀手不太冷》我也看过，那里面的小女孩就是纳塔莉·波曼演的吧？后来她还演过不少别的片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