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已经饿得咕咕叫，齐声赞同，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地聊题目。这就更不靠谱了——有人说，叫《保姆成群》吧；另一个人说，那还是《大红保姆高高挂》比较好。最后还是我把操蛋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的思路可以青春一点嘛。你们觉得《保的姆》怎么样，有没有倭国风情？或者《1988——我想和这个保姆谈谈》？”

最后B哥拍板，将话剧题目暂定为《保姆逆流成河》，随即邀请大家去胡同深处的一家“官府菜馆”吃“袁世凯最钟情的糯米炖老鸭”。众人的大脑空转了无数圈，都已累了，没人再提话剧的事儿，转而称兄道弟地狂饮起来。喝了七八瓶窖存十年的“会稽山”牌黄酒之后，每个人都眼泪汪汪、额头发亮，就连董东风的话也多了起来，还朗诵了一首香艳的诗：

要加上几多佐料

用上什么火候

才能

把一个美女烹饪得鲜嫩可口？

大家齐赞一声“董老师，好一个闷骚的男人”。董东风赶紧解释，这诗不是他写的，作者是一个川菜馆老板，他只是“看到好，就记下了”。至于哪里好？董东风解释，因为诗里既有“脂粉气”、又有“烟火气”。而下面的话题，自然从这首诗转向了“人体盛”。作为唯一能到日本进行高消费的人，B哥有了发言权，他声称自己在京都吃过那“东西”，当时“很担心吃到毛”；而当天晚上回旅馆，却恰好看见自己刚“吃”过的那姑娘在路上走，正在给家里打电话，“一嘴京腔，听得我特别有幻灭感”。

在那个异国的夜里，B哥建议那位勤工俭学的北京女留学生：“在你身上摆寿司，是很不搭调的。不如来碗卤煮火烧。”

而女留学生则这么回答：“日本法律肯定不允许——会给顾客带来极其血腥的联想。”

这个段子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但是这一次不知为何，突然感到非常恶心。我仿佛看见一个女人躺在餐桌上，开膛破腹，煮熟了的肠子和肺流了一腿。究其原因，也许是黄酒的后劲比较大吧，而且入口非常腻。

我撑着站起来，踉跄到古香古色的卫生间，扒着洗脸池干呕了两声。正在想吐又吐不出来的节骨眼上，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洗把脸就好了。”我抬头，看见面无表情的董东风。他为我开了龙头，我大张旗鼓地狠抹几把，的确清爽了不少；这时愣了愣，觉得尿意又上来了。对于一个深知醉酒有多难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撒出去就没事儿了。

我脱了裤子哗哗作响，董东风则躲到狭长的厕所的另一头，耸着肩上厕所。作为一个七尺大汉，这人的举止显得过于文静了，乍看有一种突兀的反差，但接触长了反而给人一种踏实的、值得信赖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古人之风”。再去洗手的时候，我故意洗得很慢、很仔细，等他走出来。

董东风从兜里拿出半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两根来，都是断的。我赶紧掏出自己的让给他。他看看牌子，颇为欣喜地长吸了一口：“我上学的时候也爱抽外国烟。”

“我和B哥是您的师弟……咱们几年前一起打过球呢。我还在诗歌节听过您朗诵。”

“哦？你的名字叫——”

“赵小提。”

“你是赵小提？”董东风像孩子一样在裤子上抹手，再一次与我相握，“我知道你。你现在还在写一些文化评论吧？影评剧评什么的？以前在文学社的诗歌刊物，我似乎看到过你写的……”

听他说起我曾经写过诗的事情，我登时满脸通红、手足无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倒不是自认为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写诗”这个往事本身就让我无地自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诗歌出了毛病，还是我们出了毛病？晕晕乎乎中，我像往常一样，说了很多对诗歌不屑的套话，诸如“那就是为了拍婆子”、“扯得我蛋疼”云云。而董东风则耐心地听我说完。

“写评论也不错。”他认真地说，“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评论，有些观点我很赞同，不过有一些就有那么点儿……”

“迎合对吧？”我也认真地说，“媒体拿了发行商的钱，我则拿了媒体的钱；我们都得把出钱的人伺候好，这是职业操守。”

“弄这个话剧也是如此？”

“这事儿呀，”我嘬嘬牙花子，“还不如在报纸上写软广告呢——您没看出来，这帮人一点准儿也没有么？我纯粹是陪人扯淡，骗吃骗喝。”

董东风突然爽朗地笑了：“那我更扯淡。那几个人到我家找我，说请我参加一个话剧方面的研讨会，没想到来了却是这副光景。”

“他们那是扯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呢。”

“何苦来，我又不是多大的腕儿。”

“不不，您的赫赫名声已然可以蒙骗不少——”

我想到姚睫，硬生生地将“女青年”这三个字憋了回去，心里也莫名其妙地一紧。董东风则温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劝我“去吃点水果”。回到包间里，却见B哥和那三个文化诈骗犯酒到浓时，又掀起了新的一轮高潮。一个家伙捶胸顿足，几乎嚎啕着说：“真是个圣人——我跟你说，他真是个圣人……”

我一边落座一边问：“你在说谁？文怀沙先生吗？”

“文老固然也是……不过我说的是我们身边的圣人……”那厮突然目光炯炯地指着董东风，“董老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

他语无伦次地嘟囔了很久，我也没听太清楚，只是依稀记得两个词，一个是“伉俪情深”、一个是“感动中国”。大概说的是董东风和他爱人的关系吧。这和“圣人”搭边儿吗？而那几个家伙越说越煽情，已经完全陷入了酒后的神经质，到最后居然集体起立，前仰后合地对董东风“膜拜”了起来。

此刻，作为唯一一个清醒的“局外人”，我看到董东风的脸色已经很不自然了。他抿着嘴，眼睛看着别的地方，一副想躲又躲不开的表情。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了，便突然拔地而起，装作撒酒疯，揪住为首那人的脖领子吼道：“你丫烦不烦？你丫烦不烦？”

那厮挣巴着和我扭打起来，B哥等人赶紧上来劝架：“高了高了，都高了。”我顺便扬起一脚，踹到桌子上，两个盘子应声而落，吓得门外的服务员小妹“啊”地大叫。这顿饭就此吃不成了，B哥拉扯着我往外走，对老板说：“通通记我账上。”

“谢谢您没把房子给点了。”老板苦笑着帮忙搀我。

刚出门口，我马上长身而立，整理着衣服冷静地说：“我自己能走。”

在路灯下，我看到董东风沉默着对我点点头。我们互相笑了笑，就各自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