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和B哥、董东风等人聚了几次，名为策划话剧，实际上却总是闲扯淡。后来还是那个“文化公司”的人坐不住了，又到青年话剧院骗来了一个正经八百的编剧、两个演员，号称要“赶紧走上正轨”。我名义上挂着个策划，却已经了无兴趣，每每敷衍几句就走；而B哥却乐在其中，和一个演过“翠花上酸菜”的女演员搭得火热。

因为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我和董东风也就丧失了混得熟一些的机会。他应该还有很多正事要干，比如为杂志写文章、给学生上课什么的，而且家里似乎也有一大堆事。我一直有个感觉：他之所以再忙也要到这边露一下脸，只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有些人天生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后来，他磕磕巴巴地对B哥说，校方把他派到新疆的“石河子大学”支教半年，我反而替他长舒了一口气。

那天还是我送他上的路。他背着巨大的帆布书包从四合院出来，直接要去西站，我便也借故要走，邀请他坐我的车。走在三环路上，我们也没说太多的话，只是聊了聊石河子市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那个平地建起的军事据点，现在变成了台湾人往西亚贩运方便面的重要中转站。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盯着前车的车尾发呆。因为英国首相来我国访问，交管局采取了管控措施，路上拥堵无比。到了航天桥，就挪都挪不动了。董东风在车上小声打了个电话，好像是在嘱咐他们家保姆什么事情，然后抱歉地转过头来对我说：“快晚点了，我还是走着过去好了。”然后，他就打开车门下了车。在一片尾气形成的迷雾中，我看见他的背影沿着立交桥越走越高、越走越远，仿佛即将徒步走向茫茫的荒漠。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生错了时代——假如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的心情一定会愉快许多。

回来以后，我又向B哥打听：“那天你们非说董东风是个圣人，什么意思？”

“好一出感伤主义大戏，可以上《知音》杂志了。据说他老婆是导师的女儿，早年间得过忧郁症，跳楼了，摔成了瘫痪。董东风坚持把她给娶了，伺候了她十多年。”B哥用不屑的口吻说，“不过你不觉得董东风是个心机颇深的家伙么？他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在学术界出人头地。非常巧，他结婚之后立刻就留了校，职称也评得非常顺——他那有名无实的岳父是个文化史方面的泰斗，跟钱钟书一块睡过牛棚。”

“咱们没必要诋毁一切有可能崇高的事物吧。”

“反正好多人都这么说。”

我没想到，刚过两天，董东风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一耳朵听出是他的声音之后，我心里有些恍惚，回忆着自己什么时候给他留过号码。

他的语调也是迟疑的：“这两天怎么样？”

“仍然混并快乐着。”我同样迟疑着回答，然后说，“您有什么事儿？是不是策划费……这个你放心，B哥那人猥琐归猥琐，还不至于克扣这俩小钱——我可以替你催催他。”

“不是不是。”他赶紧否认，“其实我是有点儿家里的事儿……得找你帮忙。”

这个要求让我大感意外。按理说我和他远没熟到那个份儿上。但我赶紧作关切状问：“有事儿您说？”

他迅速说，家里的水管漏了，把楼下邻居家给泡了，他太太处理不了，而保姆偏又在这个节骨眼上精神崩溃了，突然打电话说要辞职。这种情况，自然需要有个男人过去帮忙。然后，他的声音又慢了下来：“我知道有点儿唐突，不过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朋友……”言下之意，他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再言下之意，他相信我能够不负重托。而我却想起了一句名言：男人越是没事儿干，人缘就越好。我装出一副仗义的样子，说：“都这时候了您还客气。”然后问了他家的地址。

董东风的家坐落在我们共同的母校里，一个叫“朗润园”的地方。那是几栋陈旧但却素净的小板楼，依湖而建，夏天的夜晚可听取蛙声一片，也免不了会招蚊子。按理说，作为一名中青年教师，董东风本应该住西三旗那边的公寓的，这边的房子一定是他的岳父留下来的。我把车歪在水泥板路的一侧，跑上狭窄阴暗的楼梯。楼道里已经淌着不少积水了，循迹而上，很快就找到了他在二楼的家。门上还贴着“五好文明家庭”的小牌子呢。

敲门之后，一个40多岁、眉骨高得像只猴子似的保姆把门打开，冷冷地通告我：“漏水的事儿别找我说，我不干了。男主人已经找朋友来帮忙了，人来了我就走。”

我说：“我就是来帮忙的朋友。”

她登时长舒一口气，把我领进屋里去。那里面自然一片狼藉，水是从厨房漏出来的，把地板通通泡了，几只塑料拖鞋像渔船一样停靠在饭桌腿旁。桌上则放着两只巨大的包裹，保姆呼地一下把它们拎起来、甩在肩上。看来她是真的要走了。

“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弄？”我问她。

她说：“爱怎么弄怎么弄。”

临出门，她扬眉吐气地吼了一声：“我算是受够了。”

大团的日光从楼道的窗子倾泻进来，将一滩一滩的脏水照得亮晶晶的。这保姆便如同雪夜的林冲，踩了一地的乱琼碎玉，踉踉跄跄出门去了。可以理解，她在这家一定受了不少委屈，而且多半是精神方面的摧残。一个瘫痪在床的抑郁症患者，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与这样的人相处一室，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现在挑子就扔到了我肩上，而我和董东风只见过几面而已。这说是缘分也行，说是生活太荒诞了也可以。我小心地寻找着可以下脚的地方，走到两居室卧房的门口。棕黄色的木板门紧闭着，我轻轻敲了几下门：“董师母，您还好吧？”

过去了两分钟，也没有回声。我拧了拧球形锁，又说：“您要是不方便开门，那我就……”

这时候，屋里传出一个虚弱的女人的声音：“我还没死呢。”

“那我就放心了。”

“我才不去死呢，不能遂了你们的心。”她倔强地说。

“就是，气死我们——丫的。”我一边琢磨着所谓的“你们”是谁，一边从桌上拿起一包“红塔山”香烟点上一颗，就地把烟灰点在水里。刚才打电话时，董东风让我“务必”把他太太送到医院去；“务必”的意思，也就是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吧。这样想着，我站起来，到厨房去找家伙。

正在一堆金属器具之间挑挑拣拣，我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啊”了一声；抬起头来，却陷入了短暂的恍惚：分明有一张桃儿似的脸愣在厨房门口，半张着嘴，嘴唇红得像花瓣。这不是姚睫嘛。

“你怎么会……”

“我还得问你呢——而且你手里拿着什么？”她语速极快地说。我低头，看见自己正攥着一把菜刀。

“放心，我没那么傻，杀人越货的行当，决不会大敞着门干。”我费力地把固定菜刀柄用的铁丝绕下来、缠在手指上，然后穿过她，到外面把这套房子的大门关上。那保姆走得如此潇洒，连门都不关。而姚睫长时间地背靠着墙，看着我。经过的时候，我第一次与她离得那么近，都能看见她耳垂上一颗浅浅的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