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我抄起桌上的碳酸饮料，猛喝几口，然后响亮地打了个嗝儿，把邻桌两个小姑娘都吓了一跳。姚睫惊叹地瞪大了眼睛，不由得为我这个绝技喝起彩来。我谦虚地说：“吃的太多的时候不能玩儿这个，否则胃里的半成品很容易喷你一脸。”

“恶心死了。”她挺起紧绷绷的胸脯，活动了两下腰，突然说，“再陪我走走去？”

“还去圆明园？”

“不必了，就沿着环路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这老胳膊老腿，迟早让你给废了。”

她喜气洋洋地把我拽起来，又绕到我背后双手推我：“可别这么说了，说着说着就真老了。”

看来还有人认为我并不算老呢。我趿趿拉拉地往外走着，心里充满了那种“智力水平很低下”的欣喜之感。

那天晚上，我又和姚睫在北京的街头“刷”了大半夜。我次日不用上班，她也不用，这个城市的夜景，仿佛专门是给无所事事之徒准备的。北三环沿线的街灯像开了花似的闪耀，那些租金高昂的写字楼里，仍有大片的窗子亮着；一些人加班加点，给他们自己家的“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远处，为奥运会兴建的运动场馆已经破土动工，吊车的黑影高耸入云。我们沿着六车道的德胜门外大街往城里走，经过黄寺附近的“总政治部”大院和一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夜总会，然后就看见了敦敦实实的城楼子。

记得一个“文革”后期威震四城的“老炮儿”对我炫耀，他们那个时候，男孩子得徒手爬上德胜门城楼，才算完成了长大成人的仪式。而在许多更老的人的地理概念中，进了德胜门才算进了“北京”，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都叫“城外”。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也兴冲冲地去爬过德胜门。但是骑车来到城墙底下，却看见周围已经围了栅栏，城上打了许多木桩子，无数工人操着外地口音爬上爬下。这个景象让我顿时没了兴致。

姚睫仰着头赞叹：“保护得真好啊，一点也看不出是古迹。”

在那个白天时和停车场无异的环岛转了个弯，我们又沿着二环走，很快到了积水潭。解放军歌剧院刚结束了一次汇报演出，几辆黑色的奥迪车打着警报器呼啸而去，陪同前来的通讯连女兵则叽叽喳喳地登上了大轿子车。因为被主路上的远光灯晃得眼晕，我向姚睫提议，不如去什刹海那边转转吧，她不置可否。我们便像很多习惯于在夜间寻欢作乐的人一样，穿过两条胡同，走到那片彩色的湖水旁边。经过这两年的残酷竞争，后海已经无法保持当初的品位了，很多小酒吧雇了东北人在路边招揽顾客：“啤酒十块，大哥，啤酒十块！”几乎每家店里都找了个歇斯底里的长发男人，唱着许巍或汪峰的励志歌——“我要飞得更高”或“怎能没有了希望的力量”——他们管那个叫“摇滚”。还有一些容貌可疑的女子穿着短裙夹着烟，大大方方地和外地游客攀谈。

“这地方都堕落得和丽江差不多了。”我拉着姚睫往“海”的深处走，寻找尚未开发成商业区的水畔，“你不怕我到了没人的地方顿生歹意吧？”

“完事之后别淹死我就行。”她说。

但就算我是一流氓，还真没有作案的地方：这片水域边，黑灯瞎火的地方也并不荒凉，反而是那些“真正的有钱人”置办的宅院——大红门足有两人之高，门口的石狮子个头儿大得足以给B哥家的那两只当爸爸。一辆“劳斯莱斯”汽车随意地停在路边，假如门开了，从四合院里钻出俩香港人或山西人，绝对不会让人感到错乱。这地方本来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全北京人民都已达成了共识。

我们便背靠豪宅、远眺灯火，坐在水畔的台阶上。湖上的风到底还没变质，仍然那么清爽、柔和。白天绝听不到湖水的声音，此时耳中却充满了汩汩的响动。我突然想到：董东风的太太在做什么呢？在那个荒凉的疗养院里，她是否能够不依靠药物的力量安然入睡？再往后，我和姚睫聊了整夜的天。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些琐碎但又必不可少的内容。譬如我问她：你家那边什么样？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很累吧，你父母一定很想你吧？

她回答我，她家那边山清水秀，以“三件宝”闻名四川：雅鱼、雅女、雅雨。雅鱼我已经吃过了，还可以还可以。雅女眼前就有一个，也还可以也还可以。雅雨这两年的情况不太好，随着那边大干快上了几个化工企业，水质发酸，已经大不如前了。不过整体来说，生活还是蛮惬意，就连以闲适著称的成都人，周末都开着车到雅安去找乐子。一到晚上，江边就排起了麻将桌的长龙，绵延数里，吃碰胡的声音连水声都淹没了。至于她父母，居然是一家小麻将馆的老板。她爸爸每日收拾店面，妈妈烧好茶水，便等街坊四邻前来鏖战。到了中午，老两口会支起一口大铁锅，当街炒十几斤的回锅肉，由赢了钱的人请客，大家一起呼噜呼噜地吃。她又介绍说，别看回锅肉这个菜大路化，但是想要做得好吃也颇有讲头的，得把肉的肥瘦、薄厚、凉热控制得当，才能炒出当地人心仪的“灯盏窝”，也即肉片像灯盏一样微微弯曲。

“你说得我都饿了。”

“饿了北京也没有，你们这儿就是青蒜烩肥肉片子。”

这么说起来，北京的生活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喽。我也承认，假如一个人真心地觉得北京有多“舒服”，那他一定来自于更加无聊的穷山恶水——比如那些从美国西部流窜过来、以教英语为生的红脖子农民。但是这也不能阻挡那么多的外乡人往北京汇聚，把北京撑得越来越大，连河北省都被地产商划入“大北京”版块了。在千万个“不爽”之中唯求一“爽”，仿佛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孤注一掷的人生观。万幸也很不幸，姚睫中学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作为一个小镇女孩，她势必要考到那几个大城市去。于是，她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地方的著名大学中随便填了一个，然后毕业，仍然以考研究生为名漂在这里。对于女儿的生活状态，她父母势必是极其矛盾的：既担心她过得不好，又害怕她一事无成地回去很没有面子。

滔滔不绝地讲完她自己，姚睫又问我：“你什么状况？”

我说：“我没什么状况……太普通了。而且怎么听着这么像相亲啊？”

她抗议：“那不行，为啥什么东西都得是我们外地人奉献给你们北京人啊？体力、智力、税收——乃至于故事，这不对等、不公平。起码在讲故事这方面，咱们得等价交换。”

“在你眼里，别人的事儿都是故事吗？”

“不是故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