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姚睫就哭了起来。她在副驾驶座上嘤嘤地抽泣，哭得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我实在太困了，能把车开直了已属不易，便没再跟她说一句话。

半小时之后，我把她送到胡同口，然后就近找了家宾馆，开了个房间进去睡觉。年纪一大，真熬不得夜。此后的两天里，我一直昏昏沉沉的，脑仁儿一蹦一蹦地抽着疼，好像里面装了个锯齿。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姚睫保持了一种松散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仍然以筹备咖啡馆为名，放任自己在城里的各个景点和商业区闲逛。在有些名气的店里，我总能碰到过去的熟人；大多数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常常是隔着桌子互相瞟个十来分钟，才把对方认出来。有些人拎着油光锃亮的“登喜路”公文包与洋人谈生意；有些人仍然坚韧不拔地卖着一张嘴，勾引那些不知是装傻还是真傻的年轻女子。还有一个家伙明明因为偷税漏税被抓进去了，此时忽然又人模狗样地混迹街头，不免让我对执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后来才知道，此人已经刑满释放，因为当初犯罪的手法称得上高明，很多企业便慕名前来求教，他索性开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那厮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吃上了干净饭”，而我则有恍若隔世之感：“你被抓进去是三年前吧？都三年了……时光荏苒啊。”

混得好的朋友大都淡淡地与我聊两句，甩下张“片子”就走了。仍然为发财这事儿气急败坏的家伙听说我正在“考察项目”，也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热心，纷纷要求入伙，还向我许诺“能拉到一笔大款子”。有些人说出的数额着实吓了我一跳——倒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让人惊愕于他们招摇撞骗的手法至今还是那么幼稚。我只是要开一家咖啡馆，他们张嘴就是5000万，这个反差稍微有点智力的人都会警觉。

“我是劝你要有鸿鹄之志——咖啡馆就算了，咱们到山东弄个开发区好了。”有人这样自圆其说。我一律客客气气地与这些人道别，扭脸就把印满了头衔的名片扔到垃圾桶里。谁他妈还不知道谁啊。

有人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会烦躁、缺乏耐性；但每当身边真没了人，我又会孤独难耐、喉头发干，特别想找人说点什么。按说已经众叛亲离有些年头了，我应该不这么怕寂寞了啊。这种时候，我总是想起姚睫，想起她在圆明园里一挥手，生生展开一幅山水画的“奇迹”。而她呢，则对我表现出既不期待、也不厌烦的态度。

真忙的时候，她会实话实说：“我还得上课呢，下午有考研政治的班儿。”或者：“我要去站柜台，给自己找食吃，晒着肚皮混天黑的只是少数人。”

而不忙的时候，她也会出来。有时候是我开着车到考研班或者宜家商场接她，有时候则是她坐地铁直接到饭馆找我。我们经常在簋街吃两个她家乡口味的实惠菜，然后就近在南锣鼓巷、北海闲逛。有一次，她看上了一顶狗熊帽子，我就给她买下来了；结果一路上都有人对她指指戳戳，而她则浑然不觉地笑话别人的打扮“太二了”。

不嫌远的时候，我们也去著名的伪艺术园区“798”看画。我有个早年间贩卖腻子涂料的朋友改行当了画家，总爱画些裸女坐在小发廊里学习的“政治波普”，颇蒙骗了几个自以为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而姚睫则批评他的画：“你的阴毛画得太假了。”

“这是山水画里泼墨的手法，写意而已。”画家抗议，“要那么真实干什么？我也不能真弄一撮毛粘那儿啊。”

不过自从后海那天晚上之后，我们见面相处的时间长度就很有节制，也就是吃个饭、遛个弯、颠三倒四地聊几句天，再没“刷”过夜。我也是从她那个年龄过来的，我明白，人只有在情绪特别压抑的时候才会夜不归宿——在夜里，你会感觉整个儿城市都是为自己一个人建的，心情会豁然开朗一下。而姚睫刚认识我的时候，看起来的确是“心里有事儿”的样子，也许是找工作不顺利，前途未卜；也许是——为情所困什么的。那天清晨送她回“前八家”的时候，她不是还没来由地哭了么？可惜我当时太困了，连问一句的精神都没有了。

好在现在她看起来好多了，朝气蓬勃地上课、打工、找乐子。看到那张桃儿脸越发光润，越来越像平谷那边出产的，我心里就涌起一阵近似于果农的欣慰。我也一直认为，这个年头的人心理或多或少都有点毛病，而她在同龄的姑娘里，得算是健康、开朗的那一类吧——起码不歇斯底里、不满脸世故、不觉得全世界都欠她的——这就很招人喜欢。

那段期间，恰好有一研究《红楼梦》的老作家老在电视上开“讲坛”；他一口咬定贾宝玉最后没娶林黛玉和薛宝钗，而是娶了史湘云。尽管此人将这部奇书解读成了一部暗含杀机的政治阴谋小说，被很多专家斥为胡乱猜测，但“娶了史湘云”这个推测还是让我感到大快人心。

但是没想到，大概两个星期以后，便出了那档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