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拘留所(1)

恋恋北京 作者:石一枫


那事儿的缘起还是董东风。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B哥家鬼混。为了讨好“翠花”剧组的女演员,B哥在四合院里开了一个俗不可耐的“趴踢”。院子里挂满了80年代大学舞会风格的纸花和气球,还从剧院弄了个镭射灯来,放在空地中央滴溜溜滚着,照得满堂“鸡翅木”家具流光溢彩。这厮甚至把胡同口卖羊肉串的新疆人招到了家里,惹得邻居家的孩子扒着门缝流口水。

“住在胡同里就这个好处:任何俗气的举动仿佛都有了底蕴。”B哥一边乐善好施,攥着一把羊肉串分给孩子们,一边对我说,“我像不像一个开明地主?”

“对对,抗战时期受到优待、土改来了照样枪毙的那种‘善人’。”我满面烟熏地嚼着羊肉串说。因为怀疑新疆人的肉不干净,B哥提前一天给他送去了一只羊。

因为“趴踢”被定义为“80年代怀旧主题”,放的音乐也是《阿里巴巴》《路灯下的小姑娘》之类。有个矫情的糙汉还给大家朗诵了一首席慕容的诗歌,“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当翠花女演员准备为大家献上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区号是新疆那边的。

董东风的声音从祖国这只雄鸡的臀部传过来:“你下班了么?”

我将一根竹签“投壶”射入某个姑娘的长筒靴里,快步走出院门,问他:“您有什么事?”

“还真有事,不过也太麻烦你了……”

“您要真觉得麻烦,那索性就不该麻烦我。”我开了个不见外的玩笑,倒把他噎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此人毕竟是书生,不像一般人那样禁“逗”,我赶紧找补回来:“有什么麻烦的啊,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又变成无业游民了。”

“戏剧也不再搞了?”

“剧组直接变成流氓团伙了。”我把手机往院子里扬扬,“您听听,正耍着呢。”

“哦,歌舞升平哈。”董东风迟疑着说,“你不上班了,经济上没问题吧?缺钱的话,我可以……”

我赶紧止住他:“这事儿不用您操心。赶紧说吧,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

他更不好意思了:“还能有什么事?我太太……”

事情很简单。经过顽强努力和大剂量用药,董太太的抑郁症又一次被稳定住了。为了防止精神状态的恶化,她主动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于是,董东风求我到他家去取一些书送到医院去。具体书单是:《尤利西斯》的英文原本,以及国内的“金译”和“萧译”两个版本;《追忆似水年华》的英文原本,以及徐和瑾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合译本;《堂吉诃德》的译本更多,我需要拿上原本和杨绛、董燕生、屠孟超等好几个版本。

“您太太真高雅,听说她喜欢对比名著译本的区别?而且除了英语,还会西班牙语,厉害。”我差点说出“我们身边的张海迪”这样的话来,赶紧咬住嘴。

董东风却好像在那边皱眉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爱好是好还是不好……总之你麻烦一下吧。”

他告诉我,家门钥匙在系里的老教务那儿还有一把,是他走前留下的,以备不时之需。我问:“什么时候给您太太送去呢?”

他说:“什么时候都行,反正这么多年的爱好了,也不急于一时……我的意思是,千万别耽误你自己的事儿。”

我答应了他,回到院儿里又喝了两口啤酒,随即感到坐卧不宁。B哥的新相好过来跟我穷逗,我们互称“叔叔”和“嫂嫂”,像武松与潘金莲那样假模假式地聊了会儿,最后我终于坐不住了,拔腿就走。

“你干嘛去?”“嫂嫂”问。

这个“你”字用得真好,我像武松一样粗暴地说:“某家还有急事。”

又有一非洲酋长携娘娘来我国访问,交管部门封了几条干道。我小心翼翼地踩着离合器,从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小胡同绕上环路,蹭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母校里一栋新建的办公楼门口。幸亏董东风提前打了电话,那个一脸正气的老头没过多盘问,就把钥匙给了我。

我在茂密的杨树荫下缓缓而行,透过脏乎乎的前挡风玻璃,看着前去食堂打饭的女孩们光洁的脸,心下忽然感到不可思议:我为什么要对董东风这样殷勤呢?我和他根本称不上熟啊,更没有什么“事儿”捏在他手里。同理,他对我的态度也似乎太“近”了一点儿。就算董东风是个孤僻的人,没什么至亲好友,也可以把此类家事委托给自己的学生或者系里的教工嘛。非要找个理由,也可以说,我和这人脾性相投吧。但我们分明又是两种人。这么想着,我前往董家,竟像是走在一条不可预知的、荒诞的旅途上了。我越发变得心烦意乱,拐弯的时候差点蹭上了一辆清理垃圾的三轮车。这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嘛,有什么呢?我索性这样劝自己。也许城市生活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思虑过多的人,让我无法坦然地接受利益关系以外的人际交往——尤其是男人与男人之间。但谁还没俩朋友啊,我和B哥不也算得上是贫贱之交么?直到今天还是。我仍然贫,他依然贱。

我像个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本科男生,带着一肚子疑虑打开了董东风的家门。因为十几天没有人气儿,再加上漏过水,屋子里泛着一股浓浓的霉味儿。我从上次来时开封的“红塔山”香烟里拿出一颗,坐在饭桌前默默无声地抽了,然后走进董太太的卧房。在这套两居室里,她的房间朝南,是最宽敞、最明亮的一间;而对面紧闭着门的,是董东风的书房兼卧室。毫无疑问,自从她坐上了轮椅,夫妻二人就分房而卧了。保姆的行军床则架在客厅的墙角,晚上放下来就可以睡觉。

按照董东风的嘱咐,我从厚实的老式实木书架上找到了书单中大部分的书,但却不见了《追忆似水年华》的两个中译本。站起来环顾一圈,才发现那几本书被摊开来,页面朝下摆在墙角,也就是轮椅原先停靠的位置。非常可惜,因为两个星期前的那次水漫金山,书已经被泡了,精装封面上的烫金字变成了脏乎乎的一团黄色,仿佛谁往上面抹了一泡屎;内文自然也肮脏不堪,一塌糊涂。我想了想,把已经不能再看的《追忆似水年华》放回书架,然后到外屋找了个“伦敦雾”牌的服装袋子,装上《尤利西斯》和《堂吉诃德》,下楼开车。虽然董东风再三说“不急于一时”,但我还是想在天黑之前把书送到董太太的手上。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是个孤独的人,我知道那个滋味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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