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还算不错，我在白领们下班之前穿过了中关村与上地之间的联通线，成功地避开了堵车高峰。在一马平川的乡间大道上开了一会儿，就看见疗养院的大门了。接待我的还是上次那个医生。看见我拿书过来，他舒了一口气：“前两天她的精神特别紧张。”

“怎么个紧张法儿？”我问，“打人骂人了么？”

“那倒没有。这种知识分子，到了这个份儿上也会下意识地保持仪态。”医生平时一定被他老婆管得很严，接过我的烟抽了一口，舒服得直叹气，“但也可以这么认为：这种人被压抑到骨子里了。她只是攥着轮椅的把手，攥得特别用力，指甲都白了，上半身直打哆嗦。”

我听得不寒而栗，跟随医生走进董太太的病房。那是个一层的单间，窗户正对着小花园，除了白床单、白窗帘以外，几乎看不出住的是病人。这种地方的花费一定不菲，怪不得董东风自己家里是那么简朴：作为小有名气的学者，他的收入不会太少，但基本全花在这种事情上了。

而董太太本人呢，正坐在窗户下面。她的背后靠着一轮夕阳，染得头发都成了红的。因为逆光，我眯着眼睛，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书桌旁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报纸、杂志。这些东西都是医院的人给她找来的吧，可是她一定翻都没翻过。我很想劝她两句：您太不随和了，不要认为大众读物都是文化垃圾；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垃圾里了，就应该学着享受垃圾——谁又能保证《追忆似水年华》就不是垃圾呢？但这话我自然没说。她是个病人嘛。

董太太静静地看了我几秒，也让我陡然紧张了起来，心怦怦跳。我赶紧把牛皮纸袋打开，像电影里的军火贩子一样，将书一一放在床上，请她过目：“董太太，这是您要的书……”

董太太礼貌地颔首，若无其事地扫了一眼。为了缓解沉闷，我又开始说套话：“您还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说——千万别不好意思，我和董老师很熟的；朋友嘛，该帮的忙咱就得……”

一个毫不用力、但已足够尖锐的女声打断我：“这不是我要的。”

“可是他说……”

“他说你就信了？他根本就没试着了解过我。”董太太摇晃着上身说。我担心她随时会从轮椅上掉下来。

“您的爱好不是——啊，对比翻译版本么？这些都是啊……”

她伸出一只手，手指尖而锋利的影子投射到那些书上：“《尤利西斯》和《堂吉诃德》，我去年就已经对比完了。那几个译本都快能背下来了，现在再看有什么意义——顺便告诉你，我很不喜欢屠孟超的翻译，根本不如杨绛有味道——我前些天在看的是《追忆似水年华》，这里为什么没有《追忆似水年华》？”

我只好硬着头皮辩解：“这不怪董老师——客观地说也不能怪我。您知道，前些天您家里渗了水，《追忆似水年华》真成了‘似水年华’，泡汤儿了。看是肯定不能看了，我只能把它放在屋里……”

“不是说你有没有拿过来的事儿！”董太太突然喊叫了起来。虽然逆光，但我也能感到她已经哭了：“是他根本不关心我。他只知道我在对比书，就让你把所有的书都拿过来，但他根本没留意到我正——在——对——比——哪——一——本。你懂么，这就是敷衍我。”

我想说：这就是您太难伺候了。您简直像晚年的慈禧或者江青同志。但是自然而然，这样的话我也没说出口。相反，我觉得自己体内有一块脆而透明的结晶体，哗啦一声碎了。真让人心伤啊。记得几年前，我前老婆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根本不在乎你能取得什么狗屁成就、挣多少狗屁钱，但你好歹装出一个上进的样子好不好？”

我当时又是那么不懂道理，居然反问她：“既然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出息，又何必让我装呢？”

她就慢慢捂住脸，哭着说：“你越是轻松，我就越是觉得累。我累得受不了了。”

我居然混蛋到了这个地步——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那是你自找的。”

我甚至还说：“要想压我一头，就要付出代价嘛。No fucking pay,no fucking gain。”

现在总结起来，我前老婆之所以把我扔在北京，自己出国去，主要原因并不是我没出息，而是我对她的这个态度。而明白这一点之后，已经都他妈的回首当年已枉然了。

因此，在眼下这个时候，我倒像欠了董太太什么似的。医生的神色已经很严肃了，只要她再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大概就要叫护士“采取措施”了；我赶紧拍拍他的胳膊，让他别动，然后静静地听董太太抽泣。她在夕阳的光里模模糊糊地哭了会子，终于安静了下来。我这时才说：“我去把书给您拿来。”

董太太已经恢复了端坐的姿态，不置可否。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看着我。确定她安静下来之后，医生舒了口气，拉着我出了门。我关门的时候，窗子的方向忽然飘过来一句话：“你可真是个好心眼儿的人呀。”这话的语调和嗓音都很嫩，简直像个小女孩在撒娇了。

关上门，来到走廊里，那个甘甜的嗓音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不禁问医生：“她病得……并不算很重吧？”医生白了我一眼：“谁告诉你的？这种病人，要是闹的话倒好了，就怕不闹，不闹就会出大事儿……她以前自杀过好几回呢。”

这个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医生继续对我普及知识：中国的自杀者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冲动型”的和“深思熟虑型”的。冲动型的大多是头脑简单的人，比如说农村妇女什么的；这样的人挨了丈夫一巴掌，就敢去喝农药，但往往喝下去就后悔了，一边抠嗓子眼、一边求人家救她。而深思熟虑型的则要复杂得多，有的人事先毫无征兆，但已经琢磨了很多年，终于想通了或者说想不通了，也没什么外界刺激就割了腕。毫无疑问，董东风的太太当然是“深思熟虑型”的了。死了都不冤，知识分子嘛。

“你别看她的房间很安静，其实每隔半个小时都必须查一次房的，24小时不间断。”医生说。

我好像宽慰自己似的说：“好歹她还有一个爱好嘛，人要有了一好，多半不会想不通；就算一时想不通，也后也能慢慢通……就像酒鬼吧，你见过酒鬼自杀的么？”

“我倒真不觉得那是爱好。”医生用“小儿科”似的口吻说，“自从我前两年接手这个病人，就发现她在比较那些拗口而庞杂的译文时，丝毫没有享受可言。你以为那就是高智商一点的‘找茬儿’或者‘连连看’吗？远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就是强迫症。”

我将信将疑。也许这世上真有以“深邃思想”为乐的高人，但在生活中，你能看到的却只是一些文化装逼犯。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假如不是出于有利可图的“学术目的”，他们丫的才不会翻开《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大厚本呢。“这世上本无名著，装逼的人渐渐多了，也就有了经典”，这是B哥在学术方面唯一一个独创性的论断；当年他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写到论文里，班主任差点儿让他留级。

还记得我上本科的时候，颇有几个学院范儿的二逼，专以讨论这种极度晦涩的名著为荣，张嘴普鲁斯特、闭嘴福克纳，简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外国名片夹子。那时候就是这么可笑，你要想加入受人景仰的“大师预备役”，你就必须先学会不说人话。有个在这方面“喷”得最凶、号称能背诵《追忆似水年华》（200多万字呢，可见是吹牛逼，当时居然没人揭穿他）的家伙，后来成了一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还靠着和老腕儿骂街出了点儿小名。多年之后，我再见到这人，总算问出了那个一直憋在心里的问题：“你真看过那些书吗？”

“看是看过，但只看过内容简介和人物表。”这人已经成了一个豁达的胖子，颤悠着他的双下巴干脆利索地说，“正文看了两页就停了。我当时心想：这要读完了，我就该得强迫症了。”

他又说：“不过没看完也要坚持聊。聊一聊，能聊出意想不到的好处。对于那些傻乎乎的学术女青年来说，有些书名就是催情剂——你刚说出‘纯文学’这三个字，她们就湿了。”

那么董太太呢？她总没有招摇撞骗的需要吧。她不是以此牟利的学者，更没写过一篇文章，她只是一个处在精神危机之中的瘫痪病人。她那高雅的癖好，也许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也许是一个残酷的悖论——用强迫症来对抗抑郁症。前者的境界，以我这个俗人是体味不出来的，我也懒得体味。而“强迫症”这个说法则可以理解——手头有事儿，哪怕这事儿了无生趣，但也能让她暂时抛去死念。

古时那些在空闺之中纳着鞋底的小寡妇，整个儿晚年都在自己给自己打棺材的老男人，还有董太太这样的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似的吗？我这么想着，却忽然发现周围的景色变了，变得如此神秘、不可揣测。董太太他们这些“病人”仿佛处在另一个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停留在“这个世界”，而医生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传话人。我蓦地心慌起来，匆匆告辞，离开了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