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去问萧伯纳：“结婚好，还是独身好？”萧翁回答说：“要结婚的就去结婚，要独身的就守独身，反正将来都会后悔的。”当我看着有些男人为太太儿女做牛马，自己赚来的血汗钱，全数奉献了，还得挨骂受管辖。义见到许多女人，被家务儿女压成了干瘪的小老太太，生不愿生的孩子，做刻板乏味的家务，丈夫回到家，还要摆老爷谱，挑三拣四，连正眼都懒得看她一下。我总从心底涌起对婚姻的厌恶，怜悯那些不幸的结了婚的傻瓜。

可是当我遇到青春渐逝仍然孤家寡人的男女时，看他们那份落寞迷惘及不安的神情，不由得又大发慈悲心，恨不得立刻设法把他们一对对地配成双。世界上最可爱动人的景象，不是一对年轻男女的热恋，而是一对中年夫妻的恩爱；世界上最幸福愉快的事，不是富甲天下，名满寰宇，向是美满幸福的婚姻。无论是仰承天理，或是俯顺人性，我觉得结婚总比独身好。

当原始聚族而居时，女人为一族公有，无所谓配偶的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等到后来宗族的单位逐渐缩小，人类的情感慢慢复杂进步，财产私何制口趋具体化，于是配偶制度也因而形成，“家”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追溯历史，你可知道婚姻

制度几乎和最古老的信史一样古老。尽管这个制度有许多毛病，但似乎至今还未找出一个比它更适合、更方便的处理男女关系的方法。

人类有两个通性，一个是对未知命运的谄媚，一个是对现实权威的服从，这两种力量牢牢地束缚了散漫的人群，支配了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活动。前者是习俗宗教，后者是法律道德，二者有时相辅相成，有时则背道而驰。只有在结婚中，可以把二者糅合得那么自然调和。没有再比结婚更多祈福的仪式，也再没有其他仪式比结婚更具有法律道德的束缚力量。

旧式的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社会的地位越高，婚姻的政治气氛越浓，结婚当事人意见和幸福也越被忽视，中外都是一样的。等到人文主义兴起，“个人”被重视了，结婚才变成男女当事人的终身大事，当事人的情感才受到重视。没有感情的结合，几乎被目为残酷的、违法的。可是情感这个东西是那样的顽皮，那样的善变，那样的不易服侍、不可捉摸。于是男女的结合，尽管由古旧的满堂红，变成新式的一身白，其对未知命运的谄媚与祈福，对法律道德的要求见证与保障，精神意义与形式，几乎是丝毫未变。为什么|么男女个人的情爱结合，要向命运祈福，向法律求保证？为什么我们知道情感是不可靠的，而人的通性却不敢不向命运低头，不敢不向法律道德屈服。

走向礼坛的新人都抱着今生仅此一次的念头，即或结离多次的好莱坞影星，在那庄严的时刻，也会虔诚地祈祷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结婚。少女们梦想盛大的婚礼，那是和祈求幸福求见证的心理有连带关系的。可是只有过来人才明白，庄严盛大的仪式并不十分保证婚姻的美满幸福。

至于婚礼的仪式，不管是中式西式，新式旧式，在婚礼进行中都应该端肃静穆，在婚宴进行中应该活泼欢欣，对新人祝贺应该热诚恳挚。而我国习见的婚礼过程，几乎是完全违反这些原则，另外再加上不伦不类、无情无理的新娘个人时装表演，只觉滑稽热闹，而少端肃静幽。常见许多婚礼在郑重举行时，来宾或司仪，有时甚至证婚人与主婚人，忽然要当众幽他一默。向新人开起玩笑来，非驴非马的，把新人当做了猴子戏耍，把礼堂当做马戏班。再加上中国人大都有发表欲，抓住机会，便不肯放松，一定要长篇大论地讲演一番，可怜

一对新人，在极端辛苦紧张之下，还要承受毫无意义的疲劳轰炸，惹得观众埋天怨地唉声叹气，真是费力不讨好，何苦来哉！到了婚宴，倒是应该轻松活泼、欢欣地祝贺了，我们反而庄严郑重地人吃人喝起来，吃喝中间的余兴穿插的是新娘三出三进地换装，她不但要劳动新

郎伴娘食坐不安，也把客人搅得眼花缭乱。新娘与宾客同宴，为了免除不方便，换下结婚礼服，穿上便装，这原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若是不同宴，连这道手续都可免去。现在走遍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份新娘单独时装表演的仪式，是为了炫耀嫁妆吗？三套衣服实在摆不了，什么阔。是娱悦宾客吗？新人未免太辛苦了。这不知是哪位暴发户或海派人物发起的，不仅是贻笑大方，小家子寒酸气，简直是滑稽可笑不近情理之极。

另外一个余兴是敬酒，它虽然略有古风，但是旧式新娘也没有挨桌敬洒的，新人在筹备婚礼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以后还要有洞房花烛，蜜月新居，我们做亲友的对于新人应该体贴地为他们设想，不应该抱着恶作剧的心情，怀有妒意地加以凌辱。为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多多少少承袭自旧式的婚礼习俗。那些习俗，是一种对“男女”之欲，过分压制下所造成的性变态，在别人的婚礼中，借口“三日无大小”，一股脑儿发泄出来。

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每次当我听到牧师严肃慈祥地对那虔诚的新人“你们愿意……”时，总不知不觉地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不是外国月亮好，但总比我们这套拿新人开玩笑，听长篇训词，看新娘时装表演，让新人枵腹敬酒的文明结婚典礼，合情合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