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演了两个晚上，“少年人”就出了交通事故，两个成员当场被撞死。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坐在俱乐部里喝咖啡，“少年人”的经纪人走了进来，厉声大叫着键盘手赛诺斯的名字，很明显，他很喜欢这家伙，而且这家伙死了。“赛诺斯！赛诺斯！赛诺斯！”他尖叫着，接着开始用玻璃杯砸吧台后面的镜子。有人建议我们最好出去，于是我们就赶紧离开了。他把那儿砸了个稀巴烂。俱乐部关门两天，我们被告之原地等待，据说事情很快就会被摆平。

悲伤的经纪人派了一个代表来接触我，说他们想重整旗鼓，把演出继续搞起来。他要求我加入“少年人”，顶替他们死去的吉他手。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得先和“少年人”演一场，然后再和我们的乐队演一场，然后再和他们，接着又和我们，就这样连续不断地演六个小时。没过几天，“少年人”竟一下子火了起来。我已经弄熟了他们所有的歌，而且我好像还给乐队带来了新的音乐元素，接下来不久，我们在比雷埃夫斯市的一万名观众面前演出了一场。能帮助这个希腊乐队赢得那么多观众，我很激动。然而，这种“成功”也让我似曾相识，它带着流行乐世界的味道，是我曾试图摆脱过的东西。与此同时，“腺体”也已经玩够了，开始渴望继续上路了。

当我告诉“少年人”的鼓手我们想要离开时，他说，“你们最好别走，如果你们真的走了，经纪人会追上去，剁掉你们的手。”我感觉他不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们打算逃跑。帕尔默悄悄地买好火车票，同时大家也收拾好了行李。一天下午，我和平时一样参加了“少年人”的排练，但是我们的汽车已经在这栋建筑物另一端等着了。在收到他们发出的约定信号后，我借口说要上厕所，然后出前门上了车。我和帕尔默直奔火车站，坐上了一辆返回伦敦的火车，就让“少年人”孤立无援地抓狂去吧。那个鼓手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线人，基本上，我欠他一双手。“谢谢，哥们，我欠你的情永远都还不清。”此外，我不得不留下了一把漂亮的吉普森“莱斯·保罗”型电吉他（Gibson Les Paul）和一个马歇尔牌（Marshall）电吉他音箱。另外几个家伙则继续驾车进行着他们的环球之旅，天知道没有了吉他手和钢琴手，他们会演成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