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求诸己”，既归于主体，自无须仰求于天，也无须外求于人。因此，无怨无尤，一切皆是自家之事。“下学”，以明通人事；“上达”，以契证天道、天德。天道所显发的生生之德，与我心所固有的生生之仁，自然在人的自觉实践中契应通合而为一。

然而，“仁、义、礼、智、天道”，虽是我性分所固有，但要具体落实以“尽之”，却也不免遭遇外在的种种限制。所以《孟子?尽心下》云：“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命，限制义。人生有许多无可奈何的境遇，譬如父子应尽仁而未必能尽仁，如瞽瞍之于大舜。君臣应尽义而未必能尽义，如商纣之于殷末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其他宾主应尽礼而未必能尽礼，贤者有明智而未必能尽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圣人之于天道，不但体道于身各有偏全之异，行道于世也有时势权位之限制，如孔子便不能行道于当世，故见“获麟”，曰：吾道穷矣。颜渊死，曰：天丧予。凡此，皆有无可奈何的客观限制，所以说“命也”。然而，仁、义、礼、智、天道五者，皆是我性分中事。（天命天道流行贯注于人而为人之性，故天道亦由超越而内在矣。）既是性分中事，岂可以之为命，而不复致力？故舜尽其仁（孝），殷末三仁尽其义（忠），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主宰在我，人人皆可反求诸己，以各尽其性分。所以说“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道德实践（尽仁、尽义等）的限制，乃属人生过程中的客观境遇，这类境遇虽然令人无可奈何，难以为怀，但面对此等境遇之限制，仍然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唯当反求诸己，扩充（尽）自己心性之所固有，下学上达，上达天道，最后终能“与天相知”（我知天命，天亦知我，两相契合）。我们认为，人天不隔，天人合德，正就是孔子的生命境界。按，东方儒、释、道三教，皆承认人可由有限而达于无限，可以上达天德（说法不同而已）。唯西方宗教以原罪限制人，故人不能上达天德，不能自救，只能被拯救。教义系统不同，故生命之路亦不同。

二、从有限通向无限

（一）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志学、立身、不惑”三者，皆属人事界之“下学”阶段。到“五十而知天命”，则进入“上达”的境域。“知天命”是个大题目，在此难以详说，但也不能不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