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措施

当前的危机必将促使我们在努力遵守职业道德基础上，建立更加健全的资本主义体制；这次危机必将促使我 恢复自由和法规之间的必要平衡；恢复集体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平衡。

当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强迫性的干涉行为来挽救银行体系的崩溃时，我们一定要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通过建立新的规则，一种新的关系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起来。

自我调控不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

放任主义已经终结。

无所不能、始终正确的市场已经终结。

我们必须从此次危急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止其再次发生。我们仅仅是稍微远离了灾难，世界也仅仅是稍微远离了灾难，我们再也不能承担灾难再次降临的风险。

果我们想要重建一个可行的金融体系，那么提高金融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我毫不犹豫地表示，从现在开始，必须限制高管人员和经销商的薪酬。他们的报酬超出了应得的太多，也闹出了太多的丑闻。因此，要么金融业拿出一套可以接受的方案，要么政府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高管人员绝不能同时享有经理人的身份和与劳动合同相联系的保障[谭相秋3]，他们不能获取免费的股份，其薪酬也必须要与企业的实际经济绩效挂钩。当他们造成失误或者给公司带来巨大问题时，他们不能要求“黄金降落伞”。如果高管人员从公司的运营中享受到了利益，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是其他的员工，特别是低收入者，也一定要分得奖金。如果高管人员拥有股票的买卖权，那么其他员工也必须同样拥有；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保证员工们都能够在分红制度下获利。

这是基于一般观念和基本道德的简单原则——对于这些原则，我不会让步。

高管人员之所以能够得到高薪，是因为他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一个人不可能在不想承担自己责任的情况下，还指望获得高收入。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

我们必须找出问题所在，并让这次事件的责任人至少受到一些经济上的惩罚。

然后，我们必须通过调控银行来对整体经济进行监管，因为银行在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我们经历的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的银行部门大规模改组。从之前发生的事件以及冒险[谭相秋4]对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国在此次危机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要解决储蓄产品过于复杂和交易不透明的问题，使每个人都能对自己接受的风险有一个真实的评估。

但是，我们同样必须重视那些引起共愤的问题，例如避税和一些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经销商可以通过卖空来出售他们未曾 有的股份进行投机，可以借助全天交易在任何时间进行买卖——我们知道这些行为在市场逐渐失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知道正是这些行为创造了投机的泡沫。

我们必须要审视在市场价格下定义资产价值的职责；这场危机向我们证明了市场价格是多么的不稳定。

我们将不得不对评估机构加以监管——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工作上已经出现失职的情况。……

但是在没有看到货币市场混乱结束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彻底地理清金融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汇率，因为在所有扭曲全球贸易的因素中，汇率居于核心地 。如果我们不予以关注，货币倾销最终将会引发极度激烈的贸易战争，从而为糟糕的贸易保护主义铺平道路。一个法国制造商在提高生产率方面领先于全球，必要时，他可以同中国工人的低薪相抗衡，但是他无法抵御人民币的贬值。……

因此，我要重申刚刚提到的内容：我认为，此次危机涉及到的主要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极有必要在年底到来之前进行会晤，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并为恢复信心协调一致、共同努力。……

我认为，藏匿在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中的顽疾已经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一次从根系到分支的完整修葺，就像在二战结 后，制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这能够帮助我们全球性管理的工具，而全球性管理又在当今贸易的全球化中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用20世纪陈旧方法来管理21世纪的经济，就好比我们不能用昨天的思维去打造明天的世界。

各国央行每天都在将现金注入各个银行，如此美国的纳税人正在拿出1万亿美元防止大规模的破产。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再对公共管理机构干涉金融体系运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了！……

在这个每个人都必须行动起来的特殊时刻，我呼吁欧洲反思其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重新考虑自己的法规和原则，从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当形势需要时，欧洲必须积极行动起来，而不是一味地菲薄自己无所作为。

如果欧洲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想要在全球经济的改组中享有发言权，那么领导们就应该共同考虑欧洲的竞争策略——在我看来，竞争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共同考虑欧洲在调动资源和为将来进行筹划方面的能力，共同考虑经济政策的手段和货币政策的目的。我知道这很困难，因为欧盟中有27个国家，但是当世界改变的时候，欧洲也一定要随之改变，欧洲一定要有能力彻底改变自己的信条。……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我将在10月15日举行的下届欧洲理事会上按照刚才的思路提出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