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也在加速并在更宽广的领域扩散开来，例如工会与集体谈判，就是我们有意识按照西方的惯例来捍卫自身利益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在中国，大多数人重视人情世故，一般不好意思当面锣对面鼓地去谈工资与福利，而雇主也会与左邻右舍保持差不多的水准。

而西方企业更习惯的是契约，关系再好，也要白字黑字，把权利与责任进行明确，谈判桌上是对手，下来也可以是朋友，捍卫各自的利益，彼此理解。但是，我们毕竟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的路要走，接轨的过程更是成长的过程，也是需要更加努力的过程，正如节目中两位教授李强、郭宇宽所评论的：毕竟对方是雇主，如果雇主背后有专家阵营，而雇员本来就是弱势，也没有专家阵营，在信息和实力上都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称。

在集体谈判比较成熟的国家，比如在美国有劳联、产联，他们的劳工阵营非常强大，双方谈判实际上最后是一个专家的阵营，专家对专家，而我们没有专家，只是几个员工，又拿不出数据来，心里也没有太大数，最可嘉的是勇气很足。

美国的劳联、产联的组织能力很强，而且专家队伍非常专业。中国差在哪儿？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数或者说给工会交纳的会费的比例恐怕不比美国小，而且中国的工会会费是强制缴纳的，拥有这样的资金支持，是不是可以考虑，人家能有专家，我们也可以聘专家，以后有我们的谈判代表，也要有专家团队，以增加我们这边的专业谈判实力？

精彩语录

我们工会不是以前搞搞活动、发发福利的那个工会。现在我们有集体谈判、集体协商这个机制，就要好好利用，在维护、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维护员工的利益，尤其是维护广大基层员工的利益。

——沃尔玛深圳布吉大芬分店工会主席李翼新

我觉得不要把集体合同作为一个终极目标。日常不需要等到三年或五年以后再坐到谈判桌上来，我们在这条船上，一定要及时沟通，我们要想的是，如何把这条船撑得又快又稳。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培

节目后记

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说他沿着长安大街一路寻找，却没有人向他伸出橄榄枝。北京银行当时向荷兰ING银行外部的战略融资额占到了规定的外部投资最高线，百分之十七点几。前后两次调整融资额度的比例，ING做确认追加决定没有超过24小时。

当时每个人关注的都是十七点几的这个最高比例，其实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会有很大的风险存在，因为在那时北京银行存货是一个“烂摊子”。后来随着银行的陆续上市，大家一算账，突然觉得这家外资银行居心叵测，它占了那么多比例，套现时赚走了那么多的钱。这期节目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开明一些、开放一些，不要现在开始算过去的账，因为在当时北京银行请都请不来愿意投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