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讨论，最终，1929年，工部局董事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坚持出售了电气处。电气处在这一年的8月以8100万两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

现在无从了解当时作出决定的工部局董事们的心理活动，想必有人是大松了一口气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背负着财政负担，面对纳税人会议的严格监督，自己又不能得到所有收益，这时，经营管理一个企业可不是什么美差。把企业卖出去无异于卸掉了一个包袱。

那么，当初那些反对改制的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电气事业这样一个基础性的、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私有化是不是会让普通市民利益受损呢？

1929年以后，上海依然保持了远东最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地位，这一事实应该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不过，在20世纪后半期，上海经历了经济活力逐渐萎缩的过程。在上海重新获得这种最宝贵的发展活力的今天，至今仍然是上海最重要发电厂的杨树浦电厂的百年历程也许包含着值得深究的历史意义。

凭什么说中国人缺乏慈善之心

1930年前后，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超过了同期政府财政开支的40%！看到这样的数据，估计不会有人再说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慈善心的人群了。中国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群的慈善心更少。慈善机构的这种发展规模，恐怕在至今为止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吧！

抨击中国人自私冷漠、缺乏道德、缺乏慈善之心，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并且，批评者往往把许多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都归结到这里，得出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结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没有终极关怀，于是也就不愿牺牲现实利益去帮助他人。由于这种心理来源于中国文化，所以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那么，中国社会中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指望谁呢？那些仅仅是由于运气不济而陷入悲惨境遇的人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看来只有依靠政府的福利保障了。既然中国人不愿意自发行善，那么就只好强迫他们行善。也就是由政府强行征收税款，然后再分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否则，那些可怜的人就不会得到任何帮助。

现实情况看来的确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很不发达。与那些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人捐资行善的绝对数额和占收入的比例都是极低的。很多生活悲惨的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这种现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中国人并没有穷到无力助人的程度。看来，中国人在乐于助人方面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虽然现实情况无可否认，但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导致某种结果的因素往往很多。在没有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贸然认定某种因果关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要想就中国人到底是不是有足够的慈善之心下结论，稳妥的办法是观察一下中国人在其他社会环境中是不是同样冷漠无情。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

上海地区的慈善事业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从那时起，上海地区成立了许多善堂，实施各种慈善行为，向穷人发放衣服、粮食和药品，掩埋死者，收养弃婴，等等。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种慈善机构为数众多。一时间，上海地区“善堂林立”。

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进入地方自治时期。民间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时，除了继续进行传统的慈善事业以外，针对大量贫民进入上海的社会变化，各家慈善机构广泛开展了收容和教化贫民的活动，成立了贫民习艺所。这种慈善活动为进入上海的贫民提供了安身之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社会常识和职业技能教育，帮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民间慈善机构的这种活动，意义可说重大。不仅帮助那些贫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培训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谋生技巧，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慈善活动对于上海城市凝聚力的增强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养，作用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