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谴责儿子不成器，他特别不满的是儿子吸食鸦片。后来几个孙子在一起议论，说祖父为人真是尖刻，人已经死去了，他还是不饶恕。

周福清在入狱的那年秋天并没有被处决——他有幸遇到大赦。

他在狱中一共待了九年。

周福清在狱中对家里的事还是很关心的。他通过长孙来传递消息。每隔些时候樟寿就代表全家来探视一次，送些生活必需品，当然还要送些钱，在杭州也有好几口人呢！

刚刚办完了父亲的丧事，家里就收到周福清的一封信，说让老二寿到杭州陪伴他，因为凤升进学了。

凤升进的是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顾名思义，将来毕业了要去当海军。人们听到这消息，都觉得周福清简直是疯了。那可是洋学堂啊！学洋人的学问，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

这不是正路。新台门的庆蕃公公也在这个学堂里，大家早已不以为然，但他年龄大了，在科举的路上实在不会有什么作为。凤升可是年轻人啊。周福清也许考虑到家境，已下了决心。凡他决定的事，别人怎么反对都是没用的。

水师学堂在南京，杭州需要一个人。老大是长子，家里离不开，老三和老四都还小，和凤升差不多大的寿最合适。就这样，兄弟们中，老二要第一个出门远行了。母亲有些舍不得，也不放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出去，但祖父的命令怎好违背呢？她只好让老大写封信给祖父，说，眼看快要过年了，等过了年再送寿去吧。

这年过得当然也没有什么喜气。寿要动身去杭州;母亲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在强打精神操持家务；老三到了上学的年龄；只有老四尚不解事，一味嬉闹。

樟寿便过早地成了一家之主。

新年刚过，寿就由家里的用人阮标陪同去杭州了。

陪侍祖父不会耽误他的学习。因为祖父正想他在身边好亲自教他读书。所以在杭州的一年半时间里，寿很少出门游玩，平时在住处用功，每隔两三天去监狱里看望祖父。因此除了他住处所在的花牌楼以外，他对杭州的印象实在是模糊的。

只是这里吃饭有些不习惯。因为早上起得晚，只好将头天的剩饭用开水泡了吃。这是浙西的风气。在浙东的绍兴，一日三餐都是从头煮饭的。他最难过的是每天都感到饥饿。饭是随便吃的，没有限制，但这时他13岁，正是长身体时期，早上一顿稀饭和中午晚上两顿干饭，往往刚吃下去就觉又饿了。点心呢，只是每天下午一次，每次是一条糕干，根本不够。不得已，他只好去厨房偷冷饭。趁着做饭的仆人不在，他就溜进灶房，从挂着的饭篮里捡大块的饭往嘴里送。在饥饿的时候，没有菜的饭也觉味美。

然而不久，他的行动就被潘姨太太发现了。怎么发现的，他自己不知道。但潘姨太太并不将这事说破，只是当着他的面对做饭的宋妈说：“这真奇怪，怎么饭篮挂在空中，猫儿会来偷吃去了呢？”

寿对她这句话很反感，心想，不管你怎么说，我要是觉得饿了，还要这样偷吃下去。

宋妈很同情他，看到他的亲母不在身边，对他特意加以照顾。宋妈有时吃一种她故乡的“六谷糊”，其实就是北方的玉米粥，里面还加上白薯块，寿在这里第一次吃到这只有乡下穷人们才吃的东西，但他觉得十分香甜。后来喝这种粥成了他终身的爱好。

寿住不多久就觉得非常气闷。虽然新台门的家破落了，但总还是比较宽敞，而且有百草园，可以去玩耍。如今窝在小楼里，生活又是这么单调，风景呢，可以说简直没有。前楼的窗前只能看见狭长的小院子，后窗虽然可以望得远，却只有一个土堆，本地人把它当作一座山，称作“狗儿山”，但在寿看来，实在只是一个小土包而已。

东边的邻居很引发了寿的兴趣。那一家男人姓石，开一爿羊肉店。女主人余氏也是绍兴人，已经和潘姨太太成为好朋友，两人常在一起谈心。余氏很聪明伶俐，杭州话说得也不错。寿从她的自述中听出来，她的人生是很悲惨的。起初她嫁到乡下，等于母家为了彩礼把她卖了，而这彩礼要得特别多。婆家的境况也不好，对她总看不顺眼，就把他们夫妻硬是拆开了。因为要收回那笔彩礼，婆家将她转卖给别人，就是现在这卖羊肉的店主。丈夫没有父母兄弟，两个人的感情算是好的。但因为她既是“二婚头”，第一个丈夫又还在世，民间把这样的妇女叫“活切头”，因此她在家里的地位就谈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