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也不是危言耸听，当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局面。所以他的译本一出，就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里生动地记述了他初读《天演论》是情景：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虽然严复这种任意更改原文的译法不可取，但在当时译书少而形势需要的情况下，总是很难得的。严复本是一个古文家，对《史记》、《汉书》等佩服得五体投地，刻意模仿。当翻译时，也就自然而然地用上这种笔调。桐城派作家吴汝纶对严复的译文恭维得了不得，给书作序，说原书不见得怎么好，但经过严复用上好的古文译出来，简直可以同先秦诸子的文章媲美了。

鲁迅当时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只觉得译笔确实是好，读起来琅琅上口。他有空就拿过来看，反复研读，以至于多年后他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

进化论对鲁迅的最大影响是思想方面的。进化论被称作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论证了人类是由猿人逐步发展进化而来，打破了一贯流行的上帝造人的神话，把人类还原到自然的状态，要人们认清自然变化的规律，自强不息，从内心生发出向上的力量，从而使人类一步步地走向完善。进化论刚发表时，也受到了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就像几个世纪以前宗教界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

但也有些人将这种自然科学的学说运用到社会、国家的范围内。这是很容易就会发生的联想。既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竞争，优胜劣汰，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则。弱国要发愤图强，而强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所谓丛林规则侵夺弱国的利益。

鲁迅因为特别关心这种颇有影响的学说，后来又买了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想做更深入的研究。加藤弘之是日本贵族院议员，以研究德国问题知名。他在日本大力宣传进化论思想，但他所说的进化论，其着眼点在竞争，尤其是国家间的竞争上。他主张国家对于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最后发展成“国家主义”。

进化论是鲁迅认识世界之初接触到的一种世界观，对他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在鲁迅的有生之年，中国一直没有摆脱国家分裂、外敌入侵的厄运，所以他一生的各个阶段都运用进化论这个武器，激励、催促甚至诅咒中国人，从萎靡不振的状态下惊醒。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他通过狂人之口，向吃人社会的成员们宣讲进化论的道理：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由于严复的译文的影响，从此鲁迅逢有他的翻译作品出版，就赶快买来看。这样陆续地看了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名学》等等，虽然有些逻辑学的文章当时还看不懂。

矿路学堂没有生理学这门课，但鲁迅课外看到了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木版印制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医学著作。这两部书属于所谓“兰学”（日本人对西医的称呼，他们从荷兰入侵者那里接触到这门学问），是鲁迅初次看到的有关西医的书籍。他想起几年前给父亲请医生的经历来，那几个医生的高深莫测的议论，与这书上的道理有太大的差别。他从这时开始觉悟，原来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日本明治维新，按照这些书上所说，就是从学习西方医学开的头。那么，中国何不也来学学西医呢？后来，当他到日本留学，选择学科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大概是这时种下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