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就像一个艺术家很敏锐，你觉得唐山地震是曾经出现过有预测，但是没有去防范，结果使它的伤亡人数那么沉重，而汶川地震，当时大家都是沉浸在一片去救助赈灾、义演，然后变成一个把地震好像变成一个，最后不叫狂欢吧，就是很少有人再追问那个地震的学校的那个建筑物是否合格的，是不是由于建筑物的原因导致学生伤亡更多。在德阳，家长要去上访，要寻求一个答案。因为作为艺术家这么敏锐地感觉到，既然唐山有过这样的，是不是汶川也会有。

王利波：那个官方的一个PER的文件。

程青松：就是说官方说没有地震有人说有地震，有异常现象。而且已经把那个做了截图，在5·12以后，那篇报道是没有了。就不存在了。你这个电影中也出现了这个内容，但是出现那个内容，你并不是想要，我这次来拍汶川地震的东西，而是回顾了唐山地震，你说是看到了一个报告文学，那个报告文学是怎么看到的？

王利波：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它截了一些放在网上，然后我就开始去找整个的报告文学。

程青松：网上有一些节选，你去找整篇的？

王利波：还好找到了这个电子版的东西，然后又通过朋友关系，因为我找到了这个关系以后，我就了解到这个作家，然后通过身边的朋友去找。

程青松：这个报告文学叫什么名字？

王利波：什么警示录？好像叫《唐山警示录》。因为我家里有好几本他的书。我通过身边的朋友发动的去找这个作者。

程青松：先找到的作者还是先找到这个纪录片其他的几个采访者？

王利波：先找到的作者，然后我又把他的书看了以后，我又跟作者沟通了一下，因为我可能片子本身确实在前部分以他这个为一个蓝本，因为这样我可能会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作者见面聊，然后就决定，陆陆续续后来又掌握了一些汶川的事情，确实也有一些预测意见，我知道有一些预测意见以后，我觉得汶川确实存在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决定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开始做整个片子。

程青松：找到的这些1976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震前预测的这些专家是通过这个报告文学专家，还是也要通过一些别的不同渠道？

王利波：通过别的一些渠道，主要是有人来帮我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可能是说，这个工作量比较大，我可能在家里要做很多文案的东西采访的资料整理，然后朋友再帮我做这个事情。

程青松：因为我看这个纪录片之后，我觉得它特别有点像……我不知道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他们在苏联解体和东欧都会解密很多档案，这个影片当然他们当然讲述得非常鲜活非常生动，以及他们那么多年埋藏在内心的那种内疚我都感受到了，但是还是会有一种解密的感觉，就是有点像看以前是被封沉秘密的档案，不能说的话，不能在公共渠道里听到的关于这个地震之前的一些事情，他们当年做了一些什么，他们作为专家，在煤矿在学校，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预测点，这些工作其实是公众真的是在所蔽，从1976年到现在应该是34年，这么久了，我们才通过影像看到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来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预测的真相，我们不是说地震，这个电影不是关于地震的真相，因为地震就是地震，它肯定是要发生的，这个地震发生之前的预测的真相，以前是你们也看到了，有剪报，其实是刊登出来过，后来这些剪报又被收回，但是通过影像让观众来了解，这是第一次，你自己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是这个？还是觉得我就有一个责任心，或者我有一个冲动想去把这些东西让更多人知道？

王利波：其实做这个片子确实是一个冲动，因为汶川那个画面给我的震动比较大。因为有关唐山地震预测的影像不是第一个，在凤凰卫视做了一个，但是那时候没有汶川地震，在汶川地震之前。

程青松：它是一个专题片还是纪录片？

王利波：它是一个专题片，曾子墨《社会能见度》那个片子我在拍之前我也看了，但是那时候没有汶川地震，之前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因为这本书也出了，出了一年以后可能就不让出了，就是没有了，能看到的人很少。

程青松：书是被禁了？

王利波：也没有被禁，就是没有人给书了，不给出了。可能会有一些禁令，但是程青松没有收到任何的禁令文件。什么都没有，它只有一个是国家地震局可能要求新闻出版部门，说他这个书不符合事实，把它禁掉，但是那个新闻出版部门没有给作者任何的一个书面证明，这个书就没有了。曾子墨那个视频可能也是凤凰卫视做得比较早，毕竟栏目，可能看的人不是很多，而且大家对地震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人关心这个事情，可能是电视节目过去就算了。我先知道这个书，然后决定拍片以后，我在网上找到曾子墨这个片子，看了这个片子的起因完全是一种冲动。我觉得四川应该肯定存在这个事情，我要去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然后做一个片子，基本就是这样的。

程青松：但是就看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当中，到最后我看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关于唐山大地震震前这个预测的真相一个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有没有知情权，我们作为普通的公众，有没有权利去了解专家预测的即将要发生的什么，其实最后回到了一个有没有知情权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在不经意当中流露出来的，也是这些被采访者在他们郁结在内心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表达出来了，我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你并没有说你就代表真相，只是说提供了这些人的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

王利波：就是关于知情权和话语权是我在做片子的过程中，感觉到这是片子重点要说的，因为最早我也没有很详细地了解这个事件的过程，所以我的重点不是很明确。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把汶川和唐山结合起来做，但是随着这个拍摄一步一步往下走，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片子的重点放在知情权和话语权上，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就是在这里，而不是说在地震的准确度上，在地震局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把知情权和话语权解决掉，再去探讨的问题。这个是我在拍片过程中逐步把这两个问题确立起来的，而且觉得这才是片子的重点。

程青松：这个影片的结构也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产生的，还是一开始就使用这样的结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国家有地震局，有预测，全国的监测一直到76年的每个月，一直到最后7月份的哪一天这样一个倒计时的时候，这个结构是在拍的时候就产生了，还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才有的？

王利波：在拍之前，因为我知道这个片子会全程采访，可能会比较闷，因为大家要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采访的话，会很闷，我就想用什么形式让大家看得不闷，把大家吸引进来，最后决定用时间这种方式，倒叙的方式，一天一天临近地震，我觉得这样可能对观众有一些吸引力进来。

程青松：我看到7月28号，7月27号这些专家已经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就希望国家赶紧做决策，要告诉唐山市政府，或者告诉唐山老百姓，你们那儿要发生地震了，但是却没有，这个可能倒计时你会跟你的那个叙事所吸引住，因为纪录片往往是被大家视为沉闷，觉得纪录片是让你看不下去的东西，但是这个我觉得没有这种感觉，而是会被这个倒计时的时间，一直到1976年7月28号，你被这个东西……你的人被抓住，你的心被抓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知情权，变成了这个影片的一个重点，我是在里面强烈地感觉到，因为里边这些专家，他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在北京，在唐山或在青龙县都在监测这个地震，然后他们也都把那个时代的面貌在你的纪录片呈现出来了，他们要通过汇报开会，要通过在那个单位贴大字报的形式来让领导来做定夺，就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手上。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那么无能为力，他们就是知道了，也还是不能，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在这个讲述当中。你怎么挖掘到这个深度的？因为要让他们那么相信你，要让他们把这些都说出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

王利波：因为我在之前把所有的资料，每一天每一个人做了什么，他们怎么样，我都掌握的很清楚，首先让他来讲述嘛，让他自由地讲述。他自己在讲述的一些东西，是我我没有了解到的，他可能就讲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以前我不知道，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他就按他的记忆去讲，我有一个提纲，采访的提纲，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必须要知道的，如果他讲到了，我就给它划掉，没有讲到的，最后我还一个一个重新去问他，围绕这个问题再去讲述。然后做后期剪辑，因为我在拍摄之前，做了几个月的文案工作，所以就已经把这两个问题作为重点的问题，我要知道围绕这两个问题去做，所以我就基本上围绕这两个问题去采访他们，设计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