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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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报刊报道了下述消息：

汪精卫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遇刺，但他死里逃生，秘书和另外三个人受伤。凶手在逃。

我倒很想知道，凶手是否使用了我制作的消声器，还有，贞有没有卷入其中。

2

春天快到了，笼罩在重庆的雾气正在变薄，彻骨的寒意也在慢慢消失。这个“骨”字用得颇为贴切，因为虽然我很喜欢中国的饭菜，但是自打来到这里，我已经掉了20 多斤肉，差不多只剩下骨头了。肉类方面，这里除了猪肉，就只有硬得嚼不动的水牛肉。我有一部进口的紫外线机，用于检查书面文件，显示密写药水的书写痕迹。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牛肉经过紫外线照射就会变软。我可以作证，水牛肉完全不买紫外线的账。我到现在还嚼不动水牛肉。林能吃水牛肉，但他说即使是中国人，吃了水牛肉也要倒胃三天。他宁可一天三顿都吃猪肉。由于不爱吃猪肉，我就主要靠吃家禽来补充营养。

在我屋旁的稻田和菜地里，幼苗已经破土而出。昨天，我在一旁看着农夫们松土、浇粪，尽管气味恶臭难闻，我还是坚持了很长时间，终于看清楚他们是怎么干活的。他们先从粪坑里掏一桶粪，然后掺上两桶水搅匀，倒进一个带竹喷管的容器。他们背着这容器沿田垄走过去，往菜苗上喷洒毛毛雨似的稀粪汤。市场上已经有了新鲜蔬菜，这些蔬菜来自附近一些阳光比重庆更充足的地方。不过，看过这里的耕作方法之后，我就让林买来大量的高锰酸钾，叫厨师在做菜前用高锰酸钾溶液把菜都洗一遍。我相信这样可以起到杀菌作用。霍乱已经流行起来了，我得尽量采取预防措施。我的学员们都没有接种过霍乱疫苗。他们不相信疫苗的效果。许多中国医生也不相信，包括一些留过洋的医生。

尽管局里的医生不喜欢科学预防措施，我还是让他给我的所有仆人和学员、两位翻译乃至日本俘虏强行注射了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三种疫苗一齐注射，剂量大到让有些人晕了过去。不过，这算不了什么。他们或许对保住自己的性命并不在意，但我可在意得很。“驴子”外出了，等他回来以后，我也要让他打防疫针。

春天的临近和天空的日益晴朗，意味着日本轰炸机不久就会飞到我们头顶上来。因此，我们得尽快搜索出每天用无线电向汉口拍发气象电报的间谍（大多数轰炸机都是从汉口起飞的）。每天早6 点、正午时分和晚6 点，我们都能截获他的密电，通过将密电内容与实际气象情况——云高、能见度、气温、露点、风速等等——进行对比，我们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他的密码。不过，虽然我们已确定出他是在南岸发报的，但是尚未找到他的具体位置。

“驴子”在华南办了个临时无线电工厂，设法装配了几台无线电设备，包括测向仪。他的一些实习操作员已经带着测向仪分散到南岸的几个地点，希望能搜到间谍的藏身之地。我跟他们去过几次，带着我自己的航空测向仪。我的测向仪小巧玲珑，有一个调频用的刻度盘、一个扬声器（可以关掉，改用耳机收听信号），以及一个很像指南针的指针（用来指向发报机的方向）。这种测向仪寻找长波信号源非常准确，但在测定短波发报机方位时就不准确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绝大多数间谍使用的都是短波发报机。

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想出一个不太新奇的点子——让局里的苦力用轿子抬着我们在丘陵区的头道岗和二道岗一带转悠，那些地方很适于隐藏电台。到上周日，我们已经把搜索范围缩小到南温泉周围，那是长江南岸一处泉水旺盛的地方，权贵们经常到那里的天然温泉中洗澡、游泳。我曾想换上游泳裤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在看到他们在水中不讲卫生的习惯之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早晨6 点，搜索人员包围了城外山坡上几百米处的一个窝棚。他们请我去用我的测向仪核实一下。我把车子也用轮渡运到了南岸，抵达时刚好赶上正午发报时间。每个测向员都配有一名武装卫兵，如果我的测向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发现，卫兵们就会悄悄接近窝棚，对里面的人发起突然袭击。

我跟吴、日语翻译和一名卫兵一起挤在宝塔附近的一棵松树后面，从那里可以看见窝棚。“驴子”则躲得不见了踪影。一到12 点，我们就在17 千赫频段上捕捉到了信号。我的测向仪指针几乎笔直地指向窝棚。我和吴站起身假装散步，这是示意其他人接近窝棚的信号。尽管我下令不准开枪，我的卫兵还是朝窗口的一个人影放了一枪。电报还没发完，信号就没了。显而易见，间谍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我向吴说明情况的时候，那个卫兵忽然从藏身之处冲了出来，一边射击一边跑向窝棚。

“我要捉活的！”我冲吴喊着，招手要他跟上来。

日本人正从另一扇窗口向外开枪，卫兵也向他射击，幸好双方都打得不准，谁也没有受伤。日本人吓得战战兢兢，没怎么抵抗就被抓住了。

我的汽车停在大约400 米以外。我告诉吴：“快把日本人押到车上去，我要搜查一下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