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匆忙地搜查了一下屋子，找到了一台像雪茄盒那么大的微型发报机和一些干电池。灶膛里有纸灰，可能是密码本烧剩下的痕迹。我们在俘虏身上搜到了一小包气象仪器，包括指南针、无液气压计、空气湿度计等。我们尽量都挤进车内，剩下的人站在汽车两侧的踏板上，还没等当地老百姓弄明白怎么回事，就风驰电掣般开走了。

我们把惊恐万状的间谍押到局里医生的办公室，由日语翻译褚富根据我的指示审问他。他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吴用当地方言和官话对他说话，他显然听得懂，但却只是摇头不语。

我把吴和医生拉到一旁。“准备点阿米妥钠，”我说，“他会开口的。”

医生咧嘴笑了。“这个小鬼子根本不可能让你打针。”他说。

我把褚富和中国卫兵叫来，吴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一番。

“他们说什么？”我问吴。

“他们说‘行’。”

我从隔壁房间回来的时候，俘虏已经安静地睡着了，搞不清楚他们用什么方法制服了他。医生在笑，褚富在用冷毛巾擦脸。我把问题告诉吴，吴翻译给褚富听，褚富再翻译给俘虏听。俘虏的回答也是转两道手翻译给我听。

起初，俘虏有点畏缩——即使注射了阿米妥钠的人，在面临严厉惩罚的情况下，也会像他这样畏缩的。他假装不懂日语，用当地方言回答问题。我们揭穿他的伪装之后，他先是装成中国特务，后来又说是日本逃兵。经过两个小时的审讯，把他口供中一鳞半爪的情况凑在一起，我们得知他是夜间从侦察机上跳伞下来的，随身带着发报机和其他仪器。他一身苦力打扮——草鞋、脏草帽、褪了色的蓝裤子和邋里邋遢的棉布上衣，身上却带着几千元法币。

当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的“驴子”突然出现时，俘虏已经睡着了。我把他留给“驴子”看守，腾出时间来整理一下取得的收获。说真的，收获很小。他的位置肯定会有人替代。汉口方面会收到他已被俘的报告。即使没人报告，只要他晚6 点没有发报，汉口仍旧会猜到他出了事。

我在办公室里跟吴、褚富和抓住间谍的那个卫兵干第二杯白兰地时，突然想到一个点子。我居然这么蠢，没有早点想到这一招。

“吴，”我说，“我们晚6 点准时向汉口发报。”

“再来一杯。”吴同情地对我说。

“不喝了。我是说正经的。如果我们像间谍那样每天发三份气象报告，每次都说云层很低，日本轰炸机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如果汉口收不到电报，他们就会知道出事了，然后再空投个特务来接替他。”

“他把密码本销毁了。”

“用不着密码本。我们已经搞清了密码，够用的了。”

“我还是觉得不太靠谱。”吴说，“昨天你还跟学员们说，有经验的报务员能识别他所熟悉的人发出来的信号，就像认笔迹一样。”

“的确是这样。”我说，“所以我们要让那个间谍发报。都跟我来，我们要趁他还没醒过神来的时候说服他替我们发报。”

我们赶到医生那里，却被告知“驴子”一个钟头前已经把俘虏带走了。

坐进汽车后，我对吴说：“让司机开足马力。”

到了监狱门口，卫兵挡住不让进，吴和褚富同他们争吵了起来，耽误了不少时间。最后，卫兵放他俩进去了。他俩出来时身后跟着一名军官，他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吴告诉我，俘虏的确在里面，“驴子”跟指挥部的另一位将军也在。

“是‘打手’吗？”我问。

“不是，是‘驴子’的一个助手。”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他说情况很特殊，不过他可以试试。”

军官进去后没有找到“驴子”，于是把我们领到关俘虏的牢房去，却发现牢房已经空了。

吴低低咒骂了一声。

“军官说他们可能正在处决俘虏。”

“天哪！”我大声喊叫起来，“让他们赶紧住手！”

军官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慢吞吞地领着我们穿过几条走廊，来到一片石头铺地的大院子里。我看到“驴子”和另外三名军官站在院子另一头。日本间谍背对我们靠墙跪着，刽子手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的不是日本武士刀而是步枪。

我冲着“驴子”高喊，但是枪声盖过了我的喊声。俘虏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半个脑袋都被打飞了。

回来的路上，我默默思索着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剧作家W·S·吉尔伯特的天才。假如吉尔伯特认识“驴子”，我相信，他准会让“驴子”同他笔下的卡蒂莎配成一对，因为她很爱看就地处决的血淋淋场面。他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