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乱子总是与西方思潮和势力的侵入纠缠在一起。

一九○○年，当清廷因深深地卷入义和团事变而对国内局势失去控制力的时候，西方各国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在华利益将面临危险，于是除了武装干涉之外，都在寻求利益保护的办法，甚至包括肢解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权。

英国人的势力范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个人可以为英国利益着想，这就是他们曾经在本土上救过那个人命的中国人。英国人的设想是：策动南中国武装反叛领袖孙中山与权势熏天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达成合作，从而将面积几乎相当于两个英国的广东和广西两省从大清帝国中分离出去，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都独立于清廷之外的政权实体——当然，这个实体必须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至于分离之后的大清帝国的版图将是什么样子，这个独立政权的首脑应该是孙中山还是李鸿章，在那段混乱的时光里似乎谁也没有仔细思考过。

尽管史家多有避讳，不可否认的是，一九○○年间孙中山与李鸿章的联合企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它不仅显示出西方各国对大清帝国主权的极端蔑视，从而令其在处理国际关系准则上已经无所顾忌；同时也表明在大清帝国的内部，封疆大吏对朝廷的离心离德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当然，这一点还表明，孙中山的兴中会在革命手段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英国人之所以选择孙中山，是因为他在伦敦脱险后迅速成名。

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在伦敦的死里逃生，被许多国家的报刊当作离奇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还有人将孙中山的遭遇编成戏剧公演，这足以证明这一事件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观赏性。孙中山自己写的《伦敦被难记》在英国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日、俄、汉文传遍世界。对英国心怀感激的孙中山有充足的理由逗留在那里，他在写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的信中这样表述了他留居伦敦的目的：“访求贵国士大夫之谙彼邦文献者，以资教益；并欲罗致贵国贤才奇杰，以助宏图。”

在欧洲近两年的时间，被孙中山认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之一：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如果从一八七九年初到夏威夷时算起，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爆发后归国，这个著名的漂泊者一生曾八次进入欧美地区，他在那里留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十年。除了在夏威夷受到 “夏威夷共和国”成立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兴中会章程中“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以及他本人从此变成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之外，孙中山主要的政治经验均来自留居英国的那段时光。这就是他后来强调的“欧洲经验”。毫无疑问，所谓“欧洲经验”对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建立、革命同盟的网罗、争取革命的外援以及把革命带向一条更为理性的道路，从而使他成为一位世界性的革命领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孙中山最重要的收获，是受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影响，形成了他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思想。亨利·乔治从工业进步后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出发，基于土地私有制下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于一八七九年写出《进步与贫困》一书。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愈进步，地租愈上升，地价愈高涨，从而反过来吞噬了物质进步的利益，造成社会贫富差别的拉大和社会矛盾的突出。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征收地价税归于国家，废除其他一切税收，才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趋于平衡。亨利·乔治将工人贫困的根源归结于地价的上涨，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孙中山之所以热情地接受了这一理论，源于他对英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巨大差别的考察——在破旧的贫民窟和华丽大厦错落交织的背景下，连绵不断地走过工人罢工的游行队伍——这让孙中山对他要创造的共和国感到了某种担忧。因此，他认为最可靠的革命“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盈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象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在英国留居期间，孙中山流连最多之地，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而世界上另一个人也曾在此苦读十多年，他就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早在一八九四年就在中国文人热捧的《万国公报》上开始刊载。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孙中山，不可能不接触《资本论》的思想体系，只不过英国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为抵消马克思的影响，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政治词汇。一八九二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所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描述：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了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的沙发上了。孙中山接受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模样不得而知。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阅览大厅里，他曾与俄国革命党人讨论过革命成功的时间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大约需要三十年，这个说法令俄国革命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认为要取得俄国革命的成功，从现在算起至少需要一百年。俄国革命党人的看法令孙中山很是吃惊，因为他正准备重新发动武装起义并一举成功。

一八九七年七月一日，孙中山乘坐“努美丁”号轮船从伦敦启程，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抵达日本横滨港。

孙中山在日本留居三年。此时，在距自己祖国最近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日本他已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英国政府不允许他再涉足包括香港在内的南洋英属岛屿。因此，他刚一到达日本，就给香港总督秘书洛克哈写信提出抗议：据可靠消息，由于我企图从满洲残酷的枷锁中解放我可怜的同胞，香港政府已有令将我放逐。在伦敦时，我曾询及几个英国朋友，问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他们以为这不合英国的法律与惯例。但在香港的中国朋友却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可否请你告诉我这件事是否属实？如果真有其事，我将诉之于英国大众和世界各文明国家。洛克哈的回信根本没有理会“诉之于英国大众和世界各文明国家”的威胁：我奉命告诉你，英国政府无意使香港殖民地被阴谋颠覆友好邻邦者用为庇护所。鉴于你的行为有这种记录，即你在信中所曲意表达的，你要从满洲的枷锁中解放你可怜的同胞。如果你要在香港登陆，我们将依据一八九六年对你的放逐令，将你逮捕。孙中山留居日本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缘上的邻近和文化上的相通——“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即他有可能将日本当作策动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且得到日本朝野某些人士的认同和支持。

孙中山结交的日本人成分复杂，有民权主义左翼人士宫崎寅藏和梅屋庄吉；有政界人物民党领袖犬养毅；有财界人物民权主义右翼人士平冈浩太郎和大石正己；有军界将领儿玉源太郎和寺内正毅；有外务省官员中川恒次郎、小池章造和重光葵；有知识界人士南方熊楠、寺尾亨和秋山定辅；有妇女领袖下田歌子；有极端国权主义者内田良平和头山满，还有对华关系密切的东亚同文会、黑龙会的众多成员。